童谣，起自华夏文明众邦之首，姬周王室统治时期的中原。
西周末年，周宣王姬静时期，王游近畿，车辇途经镐京城外一村，闻小儿拍手作歌曰：“月将升，日将浸。檿弧箕箙，几亡周国。”
宣王静惊骇失色，逮捕并质问孩子童谣何来，孩童答曰：“皆红衣少年所教。”
他连夜赶归王都，急召太宰伯阳父解谶奏对。阳父解曰：“月为妇，阳为夫。童子之言，意在周国亡于妇人之手。”
数十年后，周幽王姬宫涅烽火戏诸侯，废黜皇后申氏，改立褒姒为后。一番操作没有戏来宠妃褒姒的爱慕，倒是惹来关外犬戎的觊觎。
公元前771年，申后母家的申侯不堪忍受屈辱，引犬戎入关，联手打破王都镐京，暴君幽王于骊山下死无葬身之地，西周宣告灭亡。
以上轶事出自《东周列国志》，是华夏大地乃至全世界对“谶纬之学”的最早记载。
当然，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头上，本身就是一种“君王神圣不可侵犯，永远正确永远伟大”的惯性思维。
“是女人害国家灭亡，皇帝的本意是好的”既是一种自我安慰，亦是封建社会民众热衷于维护权威的表现。
负责沟通天地生灵万物的太宰认为，当上天试图警示俗世君主，就会令荧惑星下凡而为童稚，编写警告的歌谣，让孩童们传唱。
历朝历代，民间流行起吊诡的童谣本身就会被认定为一种亡国之兆。
打着奥地利旗帜的车驾经过布尔诺城外的田垄。
和平重归波西米亚大地，战争时期被父母牢牢保护在家中的孩童们终于被允许离家玩耍。
田垄间玩闹的孩童嬉戏叫嚷，吟唱着讽刺皇帝的歌谣，具体内容不方便翻译，反正不是什么好听的词语。
罗贝尔撩起马车的帘子，感慨地遥望呼啸跑过的孩子们。
孩子怎么会有心思撰写讽刺性的歌曲？多半是某家贵族请吟游诗人所写，借孩童之口传唱。
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自然是提前打听到了奥地利的“自由邦计划”，打着裹挟民心，逼迫奥地利让步的歪主意罢了。
“嗨，任重而道远啊。”罗贝尔无奈地耸了耸肩。
“驾，驾！吁……”
法罗拍马前行至马车窗边：“大人，朱利奥将军的部队已经按您的吩咐抵达了北郊，是否要安排他们接管城防？”
“不，不要打草惊蛇。”罗贝尔说道，“我希望尽可能以平稳的手段解决问题，约翰和城里的三大家族谈得怎么样了？”
“呃，不甚理想。”法罗无奈道，“波莎家族，恩斯滕伯格家族和特雷琴堡家族都坚持要和陛下，或者至少是和总主教您本人谈判，否则一切免谈。”
“我知道了，你去告诉朱利奥，在北郊森林隐蔽，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现身。”
“是。”
“还有，给三大家族的族长每人去一封邀请函，请他们来布尔诺行宫做客。”
布尔诺城堡的民间氛围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喜意盎然。
奥地利招纳了绝大部分东部的胡斯叛军，顽固分子也在官军的围剿下纷纷覆灭。因而与战乱仍在继续的西境不同，摩拉维亚并没有乱军的困扰。
早已习惯于战后重建的捷克人民迅速重建起在战乱中烧毁的家园——木头房子就这么一个优点，烧毁容易，再盖也简单。
虽然错过了春耕，但还有冬小麦可以播种，奥地利的囤粮和波西米亚农民的存货足以支撑到下一次丰收。
摩拉维亚以惊人的速度重焕生机，只要希望仍在，人类就不会放弃生活。
但和情绪积极的民间相比，摩拉维亚贵族团体的氛围格外微妙。
这一切都离不开奥地利颁布的荒唐法案——自由邦法令。
自由邦法令规定，摩拉维亚地区将在一到三年之内完成旨在解放农奴、解散宗教审判庭的自由化改革。
按照法案，庄园主将为每名受解放的农奴获得三枚马克银币、也即两弗洛林的补偿。
农奴赎身的银币可以由维也纳王庭暂且代付，而后皇帝将对这些解放的自耕农征收一笔额外的“耕地扩张税”作为补偿——顺便小赚一笔。
看起来，维也纳方面确实为改革做出了颇具诚意的让步——问题是摩拉维亚贵族根本不想改革啊。
俺们吃着火锅唱着歌，内战中替奥地利摇旗呐喊，结果你反手就要没收我们的农奴。
罗贝尔·诺贝尔，你办事忒不地道！
于是，为了抵抗罗贝尔·诺贝尔的暴政行径，撑到善解人意（耳根子软）的皇帝回国后替他们主持公道，摩拉维亚势力最大的三大家族齐聚一堂，商量着拖延罗贝尔的对策。
三大家族原本是波西米亚贵族，由于领土被割让，摇身一变又加入了奥地利一方。
这在中世纪并不少见，日本战国时期的怀柔政策「所领安堵」，意为吞并领土后并不改换当地的世家豪族，保证当地大家族的领地，以此挖角对方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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