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卷交到志灵县提刑司，正八品提刑官李子超也非常头疼。
按大明律法，给刘维宁扣一个里通外敌的帽子不是不可以，不过这样一来志灵城里不免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但凡是个读书人，谁还没个亲朋好友在清廷那边做官，不远万里来到安南投奔朝廷，谁还不写个信报平安？
大理寺那边会怎么判暂且不说，自己作为公诉人，肯定要被那些士人在背后骂娘。
按朱由榔的规定，提刑司直属于刑部，不用考虑巡检司的感受。
正常案件移交到提刑司，他可以向大理寺提起公诉，也可以选择不起诉。
虽然没有规定公诉一定要赢，但是嫌犯被判无罪的次数太多，提刑官的能力肯定会受到怀疑。
选择不移交，难堪者就变成了巡检司——连提刑司都通不过，证明抓捕错得太离谱。
思来想去，李子超觉得这个案子最好不要移交大理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都会满意。
只是……轻飘飘把刘维宁给放了也有风险。
此人是琼州知府的儿子，人脉广，路子多。万一他在清廷那边任了伪职，自己肯定也有里通外敌的嫌疑。
最后，李子超到巡检司大牢找到刘维宁，希望能达成一个君子协定。
“如果你能和刘履旋划清界线，脱离父子关系，本官可以撤销对你的诉讼。你过几天就可以离开，只要不回鞑子那边，去干什么都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吾虽不孝，父母之恩不敢忘。”
刘维宁断然拒绝，想了一会又补充道：“我父只是误入歧途，以后未必没有改过自新的一天。个旧营那么多有罪之人，两年前，谁能想到他们重新变成大明的良将？”
李子超苦劝半天无果，只好按规矩将案件公诉到大理寺——被人骂总比担责任强一些。
大理寺评事陈之宇看过宗卷之后，脑袋比李子超还要大，心中痛骂巡检司、提刑司是怎么搞的，怎么会整出这么棘手案件来。
从志灵城到江南、广东、福建的往来商船那么多，哪个行商不是里通外敌，也没见巡检司去抓人。
这刘维宁刚刚被天子特赦无罪，马上再被判个通敌之罪，个旧营那些骄兵悍将怎么想？
而且宗卷里写明，刘维宁自述与刘履旋通信是天子特许，到底是真是假，自己一个小小的评事也无从查证。
只是宗卷已经到了手里，没办法不处理……最后，陈之宇禀告大理寺正，让顶头上司拿主意。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案件转了七八道，最后竟然到了大理寺少卿刘泌的手里。
大理寺这个官衙古已有之，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三法司，是“五寺”中最职权最重的。
有明以来，刑狱案一直由地方官审理判决，大理寺复核，涉及官员的重大案件才“三司会审”。
地方官集行政、执法和司法三权于一人，权力大的惊人。县令又被称为百里侯，又有“破家县令、灭门府尹”之说。
朱由榔大刀阔斧地改制，由大理寺派出评事到各县，代替县官审判诉讼。
命案以上案件则由正、少卿及五位寺丞联名复核，再交给皇帝勾决。
这样，地方亲民官的权柄就被分掉一小半，再也不容易做成土皇帝，欺压百姓没那么方便了。
大理寺的地位反倒一下子拔高不少，几个正副堂官也变成炙手可热的权重官员。
到了刘泌这个高度，已经不用考虑民间怎么议论，最重要是天子怎么想。
万一刘维宁是天子下的一步棋，贸然把人给砍了，事情可就糟了。
……
九月某日，朝廷例行沐休，屈大均奉旨觐见天子。
“翁山，你可听说过最近新出的一出戏？”
屈大均正愁没地方替刘维宁说情，见天子主动提出，马上打蛇随棍上，将这戏文吹了一通。
“这是扬我军威的好戏啊，应该传扬开来，让臣民们好好看看，什么叫子弟兵。”
朱由榔知道个旧营的事迹，只是没想过转变为戏曲，听过之后大感对胃口。
在他心中，戏曲在这个时代就和后世的电影差不多，是宣传的好途径。
这出戏集感化俘虏、百姓支持于一身，又富有戏剧性，正是他想要的那种“样板戏”，堪比“智取威虎山”。
“旧营为何死战？山民又为何鼎力支持？大家有同一个目标——保卫滇南来之不易的好生活而已。亭林先生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何有责，答案正在其中啊！”
屈大均只知道滇南军民忠义，却从没再往深一层想，为什么这些人忽然变得特别“忠义”起来。
经过朱由榔一提醒，才猛然醒悟，原来“忠义”不是白来的，而是因为“忠义”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有了利益，自然就“有责”了。
只是这个想法屈大均不敢贸然赞同，因为这和“忠君”隐约有些背道而驰。
忠君应该是无条件的，无论君主对臣民怎么样，臣民都应该“忠诚”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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