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简称《解释》）进行理论梳理，简易程序的核心要点包括：（1）适用案件范围，即法定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但对于其他案件，即便不具备上述特点，当事人双方可合意适用简易程序。此外，《解释》第257条对“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进行了排除。（2）适用法院层级：仅为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3）审判组织形式：独任制。（4）审限：三个月，可延长，但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且最长累计不超过6个月。（5）当事人可对简易程序提出异议，法院经审查或可依职权裁定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6）新增小额诉讼作为简易程序的一种形式，实行一审终审。（7）诉讼程序比普通程序简便、灵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简称《若干规定》）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起诉与答辩、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宣判与送达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其形式类似于《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一审普通程序”，内容基本上被《解释》所吸收，主要体现为上述第（7）所概括的诉讼程序，更灵活、方便。因此，简易程序的核心要义是第（1）至（5），其中第（2）和（3）限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法院层级和审判组织形式，属于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理解分歧，而第（1）以及（4）和（5），实践中经初步审理不属于“简单案件”、当事人合意以及法官因审限需要等，可从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进而适用合议制。此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如出现诉讼中止、终结等特殊情况或其他未规定的情形，仍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而2018年10月26日修订并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章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独任制与合议制主要体现为审判人员的人数差异，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裁判文书署名等本质上无差异。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普通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标配”，简易程序则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而独任制内置于简易程序，作为简易程序运行的一个要素，加上“我国立法对普通程序的倚重以及对合议制的尊崇直接造就了‘普通程序=合议制，简易程序=独任制’等式性的格局，并使审判组织的适用具有明显的‘合议制为主、独任制为辅’的特征。”如果结合上述第（1）和（5），该等式性可进一步拓展为以下三种形式：“简单案件=简易程序=独任制”、“非简单案件+当事人合意选择=简易程序=独任制”以及“初判简单案件（简易程序、独任制）实际非简单案件（普通程序、合议制）”。从理论上讲，对于简单案件，1名审判员完全有能力主持庭审并作出公正裁判，无需组成合议庭。但所谓的“简单案件”只是立案庭法官根据案件情况的初步判断，不排除“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情况，适用简易程序和独任制难以做到“依法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对此种情况则有必要转化为普通程序“或者”由3名及以上审判人员共同审理。之所以用“或者”，是因为诉讼程序的完全性与审判人员多寡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如果仅从案件的复杂与简单程度中寻找依据，似乎仍是按照上述逻辑的一种假设，甚至是未被深入讨论的问题。这或许是长期以来立法层面坚持把“独任制=简易程序”进行捆绑的重要原因。
（二）审判组织形式（独任制/合议制）与诉讼程序（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不存在直接相关性
诉讼程序的价值包括公正、效率、安定等，外在地体现为规范性，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在场且平等、法官不偏不倚，同时以可预期的程式促进诉讼效率，而“审判形式是国家对审判人力的投入，其作用在于以合理的人力投入来保证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尽可能正确。”一般而言，群策群力相对更为可靠，但群体决策并非绝对优于个体决策。更重要的是，司法判断不同于民意征集，司法民主不同于政治民主，它的根本职能在于发现真实并作出符合法律的判断而非仅仅是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且“法官的唯一上司是法律”，“司法民主”所追求的是对案件事实的全面把握和对法律条文的精准理解，不存在法官自身的诉求以及立场问题。因此，人力投入增加与诉讼价值实现处于不同的维度，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性。恰恰相反，在无需人力增加的情况下，因民主之需而采用合议制，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无端浪费，以及可能出现群体决策的劣势，还会引起实践中通过变通的方式自觉回避，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则是诉讼效率。亦即，诉讼程序的具体适用必须考虑适当性。“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自诞生以来，虽然为了迎合时代的要求已经数度修改，但任何一次修改无不以‘程序促进’作为改革的目标。‘适当、公平、迅速、廉价’的解决法律纠纷是民事诉讼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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