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彪有个奶茶店，那个时候的奶茶才进入内地市场，发展前景巨大。尚彪的创业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此外，他有想要结婚的对象，还有“炮火纷飞”的幸福生活，充其量只是一个渣男，其杀人动机明显不足，经核实，案发时以及前后几天都不在沙市，不具备作案时间，作案嫌疑可基本排除。
由于周小璐的尸体裸露，生前遭受过性侵，沙市刑警支队在侦办该起案件时，曾一度认为犯罪嫌疑人应当为男性，但根据尚彪的口供，考虑到周小璐有可能是一名拉拉，沙市警方从中受到启发，对犯罪嫌疑人的性别不再作限制。
因此，作为周小璐形影不离的“朋友”，石珺的谈话笔录和视频有两份。
第一份笔录从时间上来看，是在尚彪的口供之前，当时对石珺的问话主要集中在了解周小璐的个人情况上。
从笔录和视频中来看，虽然苏超和杨峰的问话较为温和，但石珺的情绪很不稳定，几度失控陷入哭泣。
根据石珺的第一份口供笔录，再结合警方对周小璐的家庭走访笔录，周小璐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其出生和成长经历逐步清晰的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间精灵。
改革开放后，家具电器、衣服首饰、婚宴花费开始上涨，大操大办之风开始盛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小璐的父母步入婚姻殿堂。其父亲叫奉得成，母亲叫周琳。
奉得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刚刚成立的中国烟草，可谓是前途无量。
周琳在县政府工作。
二人是大学时候的同学。
周琳的父亲是县城政府官员，母亲是法院法官。周琳从小就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周琳的父母对奉得成非常满意，在二人毕业后，很快就同意他们的婚事。
筹备婚礼前几天，岳母认为2000元的彩礼有点少，要求加到3600元。在那个每月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天价彩礼。
奉得成的父母为了筹备婚礼，已经倾尽所有，给他们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配齐了家具、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还有一辆自行车，手上积蓄并不多，但还是东拼西凑把彩礼筹到了3600元。
但是举行婚礼当天，奉得成的岳母又出幺蛾子，要给接送亲的每人包10元红包，累计要多花200多元。
奉得成的父母是靠做小生意的谋生，每天都是起早贪黑，赚钱十分不易，就跟周琳的母亲协商，可惜周母太过强势，不接受商量，也不妥协，并把奉母的意思告诉周琳。
周琳把问题压力推到奉得成身上，奉得成没有办法只能妥协。
结婚当天，周琳一直呆在房间里，就只有奉得成一人出来招呼客人。当时结婚都是在院子里摆流水宴，陆陆续续赶来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没有看到新娘，总感觉婚礼有点儿奇怪。这样一来，奉母就上去婚房里说了几句。
当晚，宾客散尽后，周琳借故大吵大闹，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奉得成从中规劝调和，无济于事，甚至当着母亲的面给周下跪，求她不要闹事。
奉母看不下去，自己的儿子刚结婚，就遭到这种“待遇”，上前说了几句难听的话。
一边是新婚妻子，一边是养育自己几十年的母亲，再加上岳母的各种添油加醋，事情越闹越凶。
周琳不乐意了，大耍脾气，打砸婚房，还说出一大堆对奉母大不敬的浑话。
最后，奉得成的父亲只得蹬着自行车带着奉母回了老家（为了奉得成的婚姻，他们将县城的房子出售，在县城已经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回老家的老房子居住），才得以度过一个晚上。
新婚第二天，按照当地习俗，一对新人要去岳父岳母家回门。早上8点左右，奉父打电话给奉得成，想要他早做准备，去回门不能太晚，天黑之前要回来。
那个年代的家用座机还没有普及，奉父的电话是打给了奉得成新居楼下的小卖部。小卖部的老板却告诉奉父，奉得成不在家，周琳在家，但周琳似乎不大想来接电话。
奉父感觉不对劲，就去到奉得成的婚房，果然只见到周琳，奉得成不知去向。周琳也是一问三不知。原本锁在楼下新买的自行车也不知去向。
奉父联系一众亲戚和朋友，问奉得成的去向，到了下午5点左右，仍旧没有奉得成的音讯。
于是，奉父打电话报警。警察通过挨家挨户排查，才发现奉得成早上7点多，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市里。
奉父便让几个朋友一起开着拖拉机去市里寻找，最后发现奉得成的自行车停在一家旅店门口。这时，已经到了夜里11点多。
奉得成在自己自行车的辐条上安装了花花绿绿的彩条，所以奉父一眼就能认出来。
奉父赶紧到前台询问，得知早上10点左右，奉得成就已到了旅店。
奉父等人感觉不对劲，就让前台拿着房卡上去房间查看，当他们一行推开房门时，发现奉得成已上吊自尽，用的是结婚礼服的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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