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死者的裤子里还有大小便。这是因为在窒息过程中，尿道、肛门括约肌松弛，直肠、膀胱等平滑肌收缩，导致大小便流出来了。有些甚至还有排精。这都是机械性窒息的正常表现。
结合环境因素来看。王元鹅是站在餐厅一张凳子上自缢的，凳子已经被踢翻。饭桌被挪到了靠墙角的位置，风扇灯挂在墙顶，位于饭桌的中央上空，只有将饭桌挪开，才能将绳子挂在风扇灯上。
风扇灯只要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正常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以上的拉力，王元鹅身体健康，体型适中，体重远远没有达到100kg。
与餐厅挨着的厨房里，厨具和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灶具擦得干干净净，显示着好好过日子的心劲儿。再看卧室，床上被褥整洁干净，没有异常。
现场唯一的疑点是，有一个小小的机械闹钟。本该出现在卧室的闹钟，却出现在餐厅酒柜里，稍显突兀。
敏锐的马弘文疑心大起，很快就发现王元鹅突出眼眶的一对眼珠子，目光却聚焦在闹钟上。这让他怀疑王元鹅是想通过闹钟留下什么线索。
但现场并无外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这让马弘文的怀疑失去根基。
勘察现场的法医向来以严谨着称，主张以证据说话，对马弘文见风就是雨的主观臆断不以为然。
没有证据或线索支撑，马弘文的怀疑也就渐渐失去支持，最终不了了之。
闹钟旁边还有一款诺基亚n95的手机，信息草稿箱里存着一条短信，内容只有6个字——遗书：去你妈的！
文韬只听警方说王元鹅留了一封遗书，却并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留的遗书，更不知道遗书内容会如此言简意赅，情感丰富。
“去你妈的”这四个字和“卧槽”这两个字在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往小了说，人的喜怒哀乐，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只要说了这两个词，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说得再多都是累赘。
往大了说，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千姿百态的浮世，气象万千的情绪，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这两个词充满张力，蕴藏能量，力量感十足，更情绪饱满，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
从遗书内容来看，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
经历决定厚度，厚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深度。
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一个有深度的人，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一生，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但话到嘴边，却浓缩成了四个字——去你妈的！
说了这四个字以后，瞬间觉得通体舒泰，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一样，无一个不畅快。
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
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忍不住也说了句“去你妈的”。
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
毫无疑问，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基本可确定为自杀。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不乏质疑的声音。
为堵住悠悠众口，更为慎重起见，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指甲没有缺损，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
这些都是上吊自杀，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伪装上吊的力证。
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被人挂在绳子上，伪装成“上吊”，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
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脾脏呈缺血状态。器官被膜下、黏膜瘀点性出血。同时伴有肺气肿、肺水肿、胰腺出血等。
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
但是，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
三唑仑为处方药，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失眠。王元鹅因扮演“抗艾斗士”这一角色压力过大，经常出现失眠，需服用三唑仑助眠。
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
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换言之，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
在黑市中，三唑仑有着“迷药之王”之称。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此药无色无味，见效快，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且受害人清醒后会“失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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