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邮票，从0.02元开始涨，一直涨到0.1元，加急的0.2元，甚至0.5到1.0元的都有。到九十年代，干脆连寄信都用快递了，邮票反倒因此演变成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天价”收藏品。局时，我们七十年代的穷命人，又早早地失去了最佳的收藏年份，与“天价”的发财机会失之交臂。
想起来就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些“万元户”叫屈，来如潮涌，去若潮退，太不容易了。
我在网上搜索过这样一则报道，1979年2月，比新中国出生年月还早的党报——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一个叫“黄新文”的人的事迹：
‘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黄新文，就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在改革开放初期，黄新文也是全中国数亿农民羡慕妒忌恨的“万元户”。
当年《人民日报》的宣传效果和影响普及力并不逊色于如今互联网，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去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人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可现在，还有谁记得到他呢？
那个时期的万元户，基本上都是全靠一把锄头一双手在土地里刨出来的。
所谓的家庭副业，不是养鸡养鸭养鹅，就是养猪养羊养兔什么的，全是自然生产的草科植物或草籽能养活的牲畜。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养殖户们就种“高产”的红薯等块茎农作物来发展养殖业。
究其致富根源，仍旧是以土地的产出为主。而那时的土地怎能堪比如今的寸土寸金？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尽管那些钱来得那样的不容易，当年仍旧有少数的嫉富又嫌贫的闲人认为：
农村的万元户都是些不良“奸商”，甚至还有人把农村万元户的出现同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出现画上等号，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甚至躁动。
我看到这些言论时，就觉得每个时代都必须有这样一种“巴不得又来阵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运动，把万元户迅速增长的势头给掐住”的人群，才不至于让日后的贫富差距拉的如此之大。
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世界永远不会被灭绝的，恐怕就是那些以发财为理想以致富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人了。何况那些亦步亦趋跟着党走的敦厚老实的农民“万元户”。
如果放在点点电脑鼠标就能日进万金的新世纪，我想，那些在黑土地或黄土地中一锄锄刨出来的“万元户”，都会迷茫到晕气吐血：现在赚钱都这么轻松了吗？
我正是其中的一个。
虽然我不是在自家的土地上挖出那三万元的，但也是我两三年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没一分是轻轻松松额外得来的。
都到1996年了，明年就是香港回归普天同庆的日子了，我才有幸得到这个基本已经灭绝的“万元户”荣誉称号。而这个时候，早已经是“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是真正富”而盛产富翁的年代。
我汗颜到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听到林正志这样不知是调侃还是揶揄我的话，没吐血，只喷酒出来，忍耐力还算是可以的。
让我挣不到大钱、或轻松就挣不到钱，也要继续厚着脸皮活下去的是，那三万块钱只在我手里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如数寄给了爸妈。
老妈说，这钱刚好给我定了个准媳妇，要送礼金。老爸则要求我在外面再好好的干到年底，再赚个万把块钱回家娶老婆用。
三年没给钱，一给就三万。爸妈也能在偌大的村上，显摆着我们家现在也是个万元户。
我的责任看来生来重大，我娶媳妇要自己掏钱，这让同样身为儿子的我很是不快。
我大哥二哥早早成家，花的钱都是在没分家的时候，在爸妈的统筹之下，全家共用，我没意见。
但早我成家的四弟五弟，他们结婚、造房子的所有的费用都是父母承包，怎么到了我这里，就一分一毫都要我自己出呢？
莫不是“AA制”这种舶来品也从我那山村里、从我这代苦命的七零后头上开始流行了？我有点想不通。
好在我是个脑回路不长，不太深入想事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干脆懒得多想。
老婆总归是自己的，花自己的钱也是应该。
我苦笑着对猴子班长说，我依旧是个身无分文的“末代万元户”。那几个人便都拿眼睛白我，鄙夷地说：“怕我们借你的钱花啊？真是！”
钱是没得借了，人却给恰到好处地借走。
就在请了林正志他们吃饭两个月后的七月初，林正志把我叫到另外一个也是他介绍给我的医药厂大门口，神情古怪地问我：“我想借你去我厂里上班，乐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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