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运生、李允中听了刘升的话都喜不自禁。
钱运生由一普通县主簿，成了附郭知县，说是连升五品。
李允中更是由吏为官。
心想着，掌管汝阳一地之钱粮事务，那不就相当于主簿吗？
虽然只是正九品的官，那也是官身啊。
为了这官身变得更正统、有价值，俺也得把事情做好···
刘升用钱运生、李允中，并非两人多么有才华，纯粹是因为两人投靠华部已有一段时日，也有一定能力。
其中，李允中为了表明跟着华部做事的决心，在来之前也将家小送去了天目山。
除了这二人外，确山典史罗怀玉也被刘升调去遂平任知县。
至于确山主簿、典史、户房典吏的位置，则由前两个月表现较好的确山吏书充任。
遂平县空缺的其他职位，也会由罗怀玉到任后，根据文宥的建议选任。
此外，刘升还将赵德友从军政员体系中调出来，担任汝宁通判，调成诵为第三团军政员。
至于虎贲营的政委，则提拔在汝阳之战前后表现出色的哨军政员李国帆担任。
钱、李二人拜谢之后，李长文疑惑道：“首领，这财政局职责是否和户房重叠了？”
刘升含笑道，“正要与先生说此事。”
接着，刘升将他在行政组织架构方面的想法一一说了。
刘升未来建国，肯定不会像清朝一样照搬明朝的行政部门。
倒不是说非要标新立异，而是明清的行政架构太过低效。
等到未来生产力迅速发展，这套传由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衍变来的行政架构会更加的落后，绝难支撑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
如唐承隋制，宋元明清制度也多有借鉴前朝，主要是因为新朝建立者不知未来变化，只能学习前朝模式，汲取前朝的经验、教训。
因为前朝行政架构、管理模式往往是比较符合当时民情的，只需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前朝的教训做出一定改动即可。
若是完全不看前朝，统治者肆意编造新的行政架构，进行新模式的管理，往往都会酿成大错，致使基业倾塌。
刘升却不同。
他来自后世，知晓未来四百年的历史趋势及变化。
更有后世各种成熟制度、行政架构可以借用。
所以，他完全可以根据后世经验，组建一套既足够先进，又较为适合当前社会情况的行政管理体系来。
当然，为了让官吏、百姓更容易接受，他会一步步地建立新的行政管理体系。
便如这次汝阳改制。
知县、县丞、主簿这三个职位依旧存在，因为它们就跟后世的县一二三把手意思差不多。
到了明末，大明朝廷已经灵活改变，只有任务重的县同时任命县丞和主簿，任务轻、事情少的县往往县丞、主簿只一个。
如之前的确山，便只有主簿，县丞职位一直空缺。
汝阳县肯定属于任务重的，但刘升并没有合适的县丞、主簿人选，干脆留给李长文去找。
府衙、县衙中的六房，礼、户、吏、工四房依旧存在，但职责却都有所变动。
其中礼房将主要负责府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官府宣传工作，同时也负责各类接待工作。
教育工作将从礼房剥离出去，直接成立教育局，专管教学之事。
户房权利缩水最厉害。
明朝的户房主要负责土地管理、户口管理、税赋征收、府县公库钱粮出入等，权责极大。
容易滋生贪腐不说，工作也难做好，毕竟任务繁重。
所以，刘升参照后世，拆分出了财政局、税务局，让户房只负责土地与人口方面的事务。
吏房、工房的职责暂时没多大改变。
因为吏房相当于人事部门，工房则负责府县各种工程，现阶段基本够用了。
兵房、刑房直接被取消了，但新建了征兵所、审判所。
其中，征兵所只负责向民间征募民勇，然后移交给当地民勇营进行训练。
但征兵所不受军方管，而是受府县主官管，算是地方民政官员对军政的挟制。
因为此时毕竟不能跟后世相比——后世因为交通、通讯极为发达，地方很多部门都是有中枢垂直管理，并不会耽误事。
可如果在十七世纪照搬那一套，既需要很多官吏，增加财政压力，也很容易因为传讯、交通的不便耽误要事。
可以说很不智。
建立审判所，而非一步到位地搞出法院，同样是出于时代现状考虑。
法院的存在，不说要依赖法律普及吧，毕竟这点后世都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只说官府和民间所需的法律专业人员储备，就达不到。
明末时，很多地方诉讼成风，讼师也早已成为一种职业。
可再诉讼成风，讼师的数量、质量跟后世律师也是没法比的。
至于官府这边的法律人员缺口就更大了。
强行直接搞法院，根本搞不起来，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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