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没几年的时间里，人民公社化就快结束的时候，农村那地方基本上也就放开了管制，一九七七年又恢复了高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祖国大地的各个地方，农村里面的人都开始人心思动了。孩子都想着考个好大学，光耀门楣；大人都想着怎样赚到钱回家，实现那种富贵还乡的梦想，这或许也是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所孕育的最深刻的国人求富求达的基因。以前是越穷越光荣，现在各个地方都传来的消息，变成了越富越光荣。
阿成的三舅听同村的几个人说可以出去搞些生意做，那样能挣点钱，有钱了就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了，那年月农村人经商是不常见的，你能看到有人走街串巷卖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或者糖葫芦什么的，很多人都还会有之前那种“投机倒把”和“倒爷”的想法，莫说是出去经商了，谁都知道经商能挣钱，可是所有人也都害怕，怕被再安上什么不好的名号，那时候阿成的三舅他们几个说经商是为了好听点，但其实就是外出务工的，就跟咱们今天说的打工一族是一样的，三舅当时也想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条件，谁都不想一辈子都是农民，毕竟守着一亩三分地儿，虽然能有个温饱，但也达不到富裕的地步，这也不是个事儿。
同村人有人听说很多外庄人外出闯荡的，挣了大钱，这像是一个引子一样，引得其他听到的人都心里养养，人一旦有了想法，这想法是耐不住的，你摁都摁不下去，尤其都还是年轻的人，都觉得自己是这这个世界的脊梁，能够扛过这个世界所有的磨难而实现自己梦想的青年人，我想这这也是年轻人能够创造世界的一个因素吧。
阿成的三舅耐不住同村几个人的相劝，那几个人还跟三舅年龄相差都不大，其中就有国振，还有峰军。国振正好是光头，后来和贵枝结了婚，别人都说他的这光头，怕不是当年他娘给他治病时候，反而治的灵光了吧，他那光头反而变成了夸他的理由，其实国振一直都是挺聪明的小伙子的，只不过这些年别人的讥笑和嘲讽让他选择了沉默罢了，他觉得夸自己也好，损自己也罢，都不如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关键的。
峰军是个“小叼墨嘴”，“叼墨嘴”是河南方言，字面意思就是嘴里叼了墨，从这字面意思你大概也能猜出来个一二，其实就是说一个人会说话，尤其是还能说出来带有文采或者道理的话。前面加一个“小”字，“小叼墨嘴”，这是对一个人的赞美和认同。
对比国振和峰军，阿成的三舅相对来讲就显得老实本分许多了，没有什么特长，想法也很简单些，毕竟有阿成的姥姥和姥爷在那里操劳着，阿成的三舅就少了很多在各个方面的历练。
就这样三舅跟着国振和峰军就出去了一趟，三舅出门那天姥姥和姥爷给三舅煮了好多鸡蛋，农村人说七不出门，八不回家，都信这个东西，查了黄历吉日，才出的门。阿成姥姥和姥爷也把家里的钱给三舅一部分，当做路上的路费用，姥姥和姥爷还特意叮嘱让他路上省着点花，三舅告别家人，用厚实的大麻袋装上一床被子还有一点洗漱用品就和国振、峰军一起出发了。
那趟外出是阿成的三舅这辈子出的最远的一次门，目的地是四川，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出过那个豫南乡间的人，这辈子一出门也是去了更大的地方，当然阿成的三舅坐的火车，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坐的，阿成的三舅说火车上有免费的开水，乘务员看着都挺神气的，穿着制服，笔挺笔挺的，一看就像个官爷。三舅给小时候的阿成讲这些的时候，眼神里还是掩饰不住的羡慕不已的样子，仿佛那个穿着笔挺的乘务员就在他跟前一样。那也许是阿成的三舅这辈子看到的少有的几个穿正装制服之类的的人了，至少那些人是在他的眼里是个当官的存在。
就这样火车坐了一天又一夜，三个人也是轮流看着行李，你睡一会儿换他睡一会儿，他睡一会儿再换你睡一会儿，那年月，无论是火车上还是汽车上，到处都是贴着的“小心扒手”的字样，丢东西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尽量看着自己的行李。
下了火车，不认识字的三舅跟着俩同乡走，跟着国振和峰军跟的是寸步不离，毕竟是出门在外，三舅也只能信任他们俩了。
出了火车站，阿成的三舅三人又搭乘长途大巴，长途大巴又换成了老乡的牛车，老乡是个赶牛车的大爷，那时候称呼说是老乡，感觉上会比较亲切些，其实相对那个大爷来讲，阿成的三舅这三人根本不是赶牛大爷的老乡的。
阿成的三舅:“说那赶牛车的老人说的话我是一点儿也听不懂，叽哩哇啦的给我们说了一大堆，好在那时候民风淳朴啊，我们又是手势上的肢体动作解释的给那个老人家说，那赶牛车的老人好像听懂了我们要坐一段他的车的意思，就这样让我们坐上了他的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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