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必须要把中唐的社会格局、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摆在一起来看。
中唐时期，人口周期律已经进入“危险高发期”，天宝年间，户部有超过八百万的户口，若是把隐藏户口也算上的话，那么整个大唐起码有五千万到六千万人口，只可能更多，不会更少了。
而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而商品经济的规模与质量，却是前面朝廷完全不能比拟的。
这个时候，中唐（安史之乱前）的社会结构就呈现出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按照以往的规矩：
土地兼并遵循着标准模式，大量自耕农成为佃户，依附于权贵，成为权贵庇护下的“黑户”。
同时，大量破产农民，背井离乡，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时的大唐王朝，顺应这个趋势，用募兵制的办法，暂时压住了社会矛盾。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贵族们为了革命，总不可能接过贫民递过来的绳索，然后把自己吊死，对吧？
贵族们手里的田，如果没有人把刀子架在他们脖子上，也是不可能吐出来的。
于是只能杀掉一些权贵，开始王朝重启。
然而，大唐的情况稍有不同。
天宝年间大量破产农民，变成了边镇的长征健儿，以及在当地安家落户。使得大唐有了疯狂开边的社会基础，也为基哥实现开疆的理想提供了构图的原材料，也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爆发。
一场安史之乱，打断了开边的进程。
不过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局面会如何演变。
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不可能抑制，破产农户只会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破坏程度未知的不安定要素。边疆是容不下他们的，只能开启疯狂内卷的模式。
大唐开边的方向是西域，那边人可以承载的人口极为有限。
科技发展也进入瓶颈期，没有实施工业革命的社会土壤。
大唐高层穷奢极欲的风气一浪高过一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所以边疆大乱，农民起义，甚至统治阶级内部叛乱，都是大概率事件，不可能一直稳下去，也不可能让基哥一直苟下去。
于是这个时候，历史进程就开始面临抉择。
要是条件允许，就来一场隋末动乱，死个两千万到四千万人，人口周期律拨回初始点，再次实行均田、府兵、轻税负三板斧，再走一走贞观的老路。诞生一大批新权贵。
当时很多野心家或许都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某些人，包括很多后世惋惜大唐盛世的那些人心中，应该死去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意志或许是零散的，但汇聚成历史的潮流，那就是：
时代变了！大家不想走贞观的回头路了！
无论有没有安史之乱，藩镇都会是历史的选择，只不过它可能不叫藩镇，又或者叫别的什么。但类似的东西，则一定会出现。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藩镇就是历史的潮流和历史的选择，是大唐社会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所构建的一道“防火墙”。
毕竟，再不好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藩镇就是整个中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他们需要在土地兼并没有停止的情况下，走出一条生路。这条路，就是在藩镇当中从军，当丘八！
这些人学会了杀人的技艺，不想再回去老老实实的种田了，或许曾经有过老实人，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所以剩下的丘八们，不想任人摆布。
那些文人士子，大唐盛世没有安放他们的地方，但藩镇节帅的幕府里面有。
周边群狼环伺，内地蠢蠢欲动，唐庭需要重兵稳住局面，稳住社会底层的矛盾。
藩镇不见得有多好，却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
大家一致都接受，这便是藩镇存在的社会基础。
这些破产的流民，他们并不是依附于本地大户，也不是这些大户的部曲。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过往朝代本地大户通过自家私军造反后成为新王朝统治阶级的路子，已经断了。
无意之间，藩镇竟然压制了封建豪强们揭竿而起！
更因为人口开始大范围流动，导致土地的流转速度变快，已经很难有雄踞一方数十年的世家大户。虽然土地兼并依旧，但土地却在频繁的更换主人。
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通过时间的冲刷，最后达成稳定状态的东西，就是藩镇。而因为本地民情与政治势力分布的不同，从而演变出来了四种藩镇。
这种体制只是对于唐庭来说很不利，但是对于其他势力，其他阶层，也是如此么？
那就要看史书是谁在写了！
值得一提的是，藩镇的类型虽然不同，但藩镇内部军队内丘八们的习惯和社会基础，却又出奇的一致！
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唐末的时候，藩镇分类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
比如南方本来安宁的藩镇，也开始割据一方，招兵买马宛如国中之国。中原藩镇开始聚集骄兵悍将们造反，跟黄巢同流合污；西北藩镇被宦官势力掌控，就连神策军也开始将皇帝的位置当商品来讨价还价等等。
中晚唐与五代十国的丘八路线，一脉相承。无论上层权力如何更迭，上层节度使如何更替，底层的丘八们，无论他们在东南还是在河朔三镇，几乎都是一个鸟样。
当兵太舒服了，比种田好太多了，只要是当了丘八，就舍不得离开这个只要能杀人就能富贵的行当。
所以唐庭所要的重建辉煌，便是削掉藩镇回到贞观、开元盛世。但是，回去的路已经被堵死，回不去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已经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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