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一起，离开乡派出所，结伴步行回崔家大湾。这一路上，崔虎子询问崔腊月为啥要给崔莺莺改名，崔腊月把他对老婆的怀疑，对宋思哲的猜忌，和盘托出。这崔虎子如获至宝，把怀疑、猜忌，变成了既定事实；把许秀芹和宋思哲的交往，演绎成风流韵事。成为了他吹牛、聊天的谈资。读者诸君，您们想起来了吗？
话说崔虎子护送施溪去乡政府，不忘这次来崔莺莺家乡的目的：弄清楚崔莺莺上次回家乡那一趟的详情，以便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判断崔莺莺失踪的原因。因此，她十分主动地找崔虎子搭讪。
施溪问：“崔师傅，你除了倒买倒卖迷彩服，还靠什么生意发财呀？”
听见崔莺莺嘴里吐出“倒买倒卖”四个字，勾起了崔虎子心中的不快。他想起了在那个“特殊”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倒买倒卖”、“投机倒把”，两次被批斗、被罚款的经历。
那时候，他初学砌匠，学艺不精，活路不多，只能在手艺之外，寻找一些生意。例如，走乡串户收购一些鸡蛋、鸭蛋，存在家里，每逢赶集的圩日，拿到集镇上去卖，赚一点差价。当时，集镇上不是每天都可以合法买卖农副产品的，一般是“三日一圩”。北方称为赶集，南方的许多地方称为赶圩、赶场。
其实，崔虎子做的，也是利国利己利民的好事：当时的农户家里，全靠母鸡、母鸭生的鸡鸭蛋，换来一点油盐钱、灯油钱。可是，按照当时的严苛政策，只准农户养少量的鸡鸭。临到赶圩日，一家一户，手里只有几个鸡鸭蛋，跑几十里山路去赶圩，费工费时费力，划不来。卖给崔虎子，价格虽然便宜了一点，可是，省时省工省力啊！
农民有需求，崔虎子有力气，一拍即合，互利互惠，发了一笔小财。崔虎子干得正上劲，一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风潮兴起，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进了“学习班”，罪名是“倒蛋”。检讨、批斗、批斗，检讨，直到交了罚款，才算过了关。 ”倒蛋 ”赚的那点钱，全都交了罚款。崔虎子白白辛苦了好几年，又回到了赤贫的原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初起，崔虎子再次“倒买倒卖”：跑深圳、下广州，把当时最时髦的电子手表，牛仔服装，倒腾到山区集镇上贩卖，两地的价格差，倒是不小。怎奈，崔虎子本钱太少。每次往南方跑一趟，刨去火车票钱、汽车票钱、住店的钱、吃喝的钱，这些必要的开支之后，利润所剩无几。正当他心存念想，“多吃点苦，多跑几趟，把生意做大，赚取第一桶金”的时候，灾难再次降临：有关部门颁布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
俗话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的宽严，是由执行政策的人来把握的。乡派出所所长，从政策中抠出了这样一些字眼：“长途贩运”、“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然后，在自己权利所及的地界，用放大镜来寻找，崔家大湾的崔虎子，符合条件。就这样，进入了“专案组”成员的视野。按照《条例》规定：“投机倒把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何为“情节严重”？何为“构成犯罪”？《条例》没有明说，留下的可供政策执行者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大。乡派出所把崔虎子逮了进去，严格按照《条例》的明文规定，给予了“没收销货款”、“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才得以放了出来。虽然，念在崔虎子认罪态度好，没有判刑，但是，按照《条例》的规定，“给予了通报批评”。于是，四乡八里，都知道崔家大湾有个“倒爷”，名叫崔虎子。也算是臭名远扬了。
当时，全国最大的“倒爷”名叫牟其中，四川的一个锅炉工，开办了私营的南德公司，用400个火车皮的滞销水果罐头，从俄罗斯换回了四架飞机，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仅此一项，净赚了一个亿。可惜，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把全国最大的“倒爷”牟其中的结局一想，全国最小的“倒爷”崔虎子，除了惊出一身冷汗之外，不敢有任何不服的言行，诚恳表示“低头下跪、伏法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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