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广信、万民留官，赋闲尽孝，这三件大事已经让沈葆桢这个名字与“惊天大事”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认为，沈葆桢一定会在江右巡抚的任上干出更惊人的壮举。
沈葆桢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除了曾国藩。
到此时为止，曾国藩一直认为沈葆桢是一个公忠体国、性情刚直的直臣，认为他是单纯的出于本心而做出了那些大事。尤其是在沈葆桢赋闲返乡之后，曾国藩更是完全认定沈葆桢是“至纯孝”之人，与那些官场上的老油条根本不同。
结是事实证明，曾国藩再次看错了沈葆桢。
按照当时官场上的规矩，或者说按照一般的人情世故，沈葆桢得到曾国藩如此大力帮助，很自然的应当视曾国藩为恩人、贵人。不说拜曾国藩为师，起码也要感恩戴德，引为官场知己和挚交盟友。
曾国藩也是这样认为，并且如此期待的。
在他看来，让沈葆桢做江右巡抚，就和自己的门人兄弟来做这个职位没什么区别，甚至比自己人更让他放心。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生和兄弟也没有沈葆桢那么高尚的品格和情操。
结果，他错了。
沈葆桢到任以后，开始筹备江右省的军事边防工作。一下子就召募了三千余人，准备组建一支江右省军，亲自指挥其防卫江右全省。
按照朝廷规定的巡抚职责，这个确实是正常的职务，但是毕竟此时曾国藩已经是两江总督，并且以钦差身份全权负责对太平光明国的军事镇压工作。
沈葆桢这样的行为，事先并没有跟曾国藩商量过，完全是自行其事。这就让曾国藩感到诧异了，可是他觉得沈葆桢不会是那种不顾大局破坏队形的人。更何况此时曾国藩仍然认定沈葆桢绝对是“自己人”无疑。
于是曾国藩也没有多想，只是以总督的名义下达命令给沈葆桢：江右一切防务均由湘军负责，沈葆桢作为巡抚只需要做好民政工作，开掘江右地方财源，做好后勤补给，为湘军提供军饷就可以了。至于军事方面，平时有个三五百人作为卫队即可，完全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万一有什么事情，湘军的鲍超部会火速赶到。
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沈葆桢当然要服从。
但，只是表面服从。
命令刚到不久，沈葆桢就把派出去的部队都撤了回来，并且通知了曾国藩。曾国藩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就不再关注此事儿。
然而，沈葆桢却派人悄悄的又把部队派了出去，而且真的把江右军悄悄的组建了起来，足有五千余人之多。
很快有人将此事报告给了曾国藩说沈葆桢“极欲自立门户，全不把涤帅（指曾国藩）放在心里。”李鸿章一向尊曾国藩为恩师，闻听此事后，认定沈葆桢有异心，便亲自登帐力劝曾国藩要小心提防沈葆桢。可是曾国藩却认为，沈葆桢甚有主见抱负，将来一定能成大事，即或准备自立门户，也未尝不可。李鸿章见曾国藩如此豁达大度，担心之余也更佩服曾国藩的胸襟。
但是，大度的曾国藩很快就被沈葆桢的“惊天壮举”激怒了。
同治元年九月，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湘军吉字营约围攻江宁，也就是太平光明国的“首都”光京。曾国荃奋勇当先，孤军深入，亲率两万先头部队一口气攻到了雨花台。没想到，曾国荃刚刚扎下大营，太平光明军的忠王李秀成就率十万余众将其反包围起来。
形势十分危急。
曾国藩闻听消息，当然非常为弟弟担心。而令其焦虑的是，此时他手中已经没有更多援兵可以派出。无奈之下，他只有尽力向曾国荃输入粮饷弹药。因而立即下令周边各地全力供给曾国荃。
而当时的江右正是湘军最重要的米饷来源。
在曾国藩的想法中，自己再怎么说也是对沈葆桢有提拨之恩的，而且现在曾国荃是在为国家效力，战事又处于关键时期，于公于私，沈葆桢都应该会全力供给曾国荃的。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彻底击破了曾国藩的底线，他愤怒了，甚至可以说他想杀了沈葆桢的心都有了。
原来，在催促粮饷的命令到达江右之后，沈葆桢居然以拒绝发粮供应。
这不是要曾国荃的命吗？
曾国藩现在不仅是尴尬，自责、悔恨，最重要的是绝望。眼看着自己亲弟弟和那两万湘军的生命会因为供应不足而有危险，曾国藩顿感自己真是瞎了眼，用错了人。
后来，曾国藩在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然以江右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伏，忧灼过度。又以江右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九月十八日又写道：
“三更睡，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曾国藩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沈葆桢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这样对待平贼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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