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南京内城无比热闹。
至于原因，皆因这一月是大明建立以来的第六次科举，而它也如期举行。
从天南地北赶来的士子们，极大促进了南京城的民间经济。
这其中，还有朝鲜、安南的部份读书人，尽管他们在去年落榜，没有获得参与今年会试的名额，可他们也赶着来到南京城，只为看看今年科举高中的是谁。
“铛…铛…铛……”
洪武三十年二月初九，大明第六次科举丁丑科如期举办，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开始组织会试。
对于这件事，朝野上下都尤为重视，毕竟这是大明朝第六次科举，而这次科举中录用的进士，将在未来跻身官场，十数年后，成为庙堂之上的中流砥柱。
因此，把握住了这批人之中的佼佼者，就能在未来更进一步的扩大己方的影响力。
正因如此，许多佼佼者在会试还没开考前，就已经收到了不少富户的投资。
然而还不等会试开始，朱元璋的《富民册》便打断了这一投资进程，大量富户被登籍造册，迁移南京，致使这一届的许多士子在会试开始前，都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待遇。
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毕竟能走到京师会试这一步的，基本都是家有余财，亦或者视金钱为粪土之人。
对于他们来说，眼下的钱财并不足以让他们迷失，反而会激励他们。
只有登上庙堂，他们才能实现各自的抱负，所以参加此次会试的二百余人，早就做足了准备。
当南京城内晨钟作响，他们便整理心情，自信满满的走进了会试考场内。
他们被搜身，被检查，最后坐到了自己考试的位置上，并且再度被检查，直到开考前一刻，考场内都有巡逻的兵卒。
这样的环境下，心理脆弱之人往往会崩溃，但能走到这一步的，无不是意志坚定之人。
不多时，考卷下发，所有考生阅览卷目，并没有任何一人对题目有所质疑，只是在片刻的沉默后开始研墨动笔。
明代会试分三场进行，时间为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一般较重视第一场。
第一场会试题目是经义、四书义各一篇，分别限制在五百字和三百字以内。
面对这两篇文章，每一个士子都认真作答，先不提内容，单说文章的卷面就十分漂亮。
刘三吾走在会试考场内，抚须看着那一名名考生，见他们卷面字体规整，大小一致，端庄有致，雍容有度，看上去赏心悦目，心里十分满意。
一连三天，刘三吾都不曾离开考场，以八十五岁高龄和考生们同吃同住，直至二月十一考试结束，他才带着七百二十三份考卷返回衙门，一篇篇批阅。
在他批阅这些考卷的同时，王府纪善白信蹈开始主持丁丑科的第二场会试。
这第二场会试，主要科考礼乐论，限六百字内容。
一连三日，白信蹈也如刘三吾一样未曾离开考场半步，直至十四日酉时科考结束，才带着所有考卷返回衙门。
翌日、会试第三场开始，此次科考的时务策。
兴许是因为兀良哈遭受重创，加上西北和西南叛乱不止，因此今年的时务策题，主要以平叛为主，对象不作限制，可以西南、西北、东北、倭寇为平叛目标，文章不尚文藻，内容规定在一千字以上。
在这场策题回答中，许多人都在模仿着朱高煦的《平倭论》来对西南、东北、西北和倭寇来对应平叛。
这并非说朱高煦的《平倭论》有多么高超，而是朱高煦的《平倭论》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也就说明朝廷是比较偏向这种平叛思路。
借助这种思路，许多人都写出了自己认为较为出彩的策论文章。
如此过了三日，待二月十七酉时结束第三场会试考试，作为考官的刘三吾通知了所有考生，于次日参加“骑射书律”的辅科。
在后世印象中，古代的秀才和举人都相当的文弱，手无缚鸡之力。
这不能说错误，也不能说正确，但至少在明代，秀才和举人们却是另外一种画风。
因为明朝科举制度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文科儒生，也被要求具备军事能力。
早在朱元璋开办科举，制定《皇明立学设科分教格式》时就规定，参与科举的生员必须每天在未时，习弓弩，教使器棒，举演重石。
为了鼓励生员练习骑射弓马，朱元璋甚至规定了奖励制度。
弓箭射的好的秀才，会得到喝酒的赏赐，而碰上会试，擅长射箭也被做为“加分”项目。
骑马弓射三箭中靶，这是洪武年间生员骑射加分的一个必须项。
这也就导致明代文官普遍不文弱，有些文官甚至比武官更不怕打仗，而秀才以及举人们遇到战事也往往变成当地的临时军事指挥官，在没多少正规兵的县城尤其如此。
在刘三吾的督考下，此次参与会试的考生纷纷在翌日前往外城的大教场，在大教场上进行骑射的科考，不少人因此而得到了刘三吾、白信蹈等考官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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