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二月四日，苏州吴县龚家庄园当中，龚旭、潘识、王玮、张若海四人齐聚。
这次除了四大家族以外，又增加了十多家的家主。
他们都是苏州本地的大家族，拥有的田亩土地几乎每家都超过三万亩以上。
封建社会的乡贤就是地主，他们掌握着主要财富。
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财富，地主阶级的财富概念就是土地以及当官，所以他们讲究耕读传家。
种地赚钱，有钱读书，读书当官，做官贪钱，贪钱买地，买地种粮。
如此形成了一个无尽的循环，从而掌握的土地越多，拥有的社会财富以及“钱”就越多。
后世“钱”是一个一般等价物，是一个交换品。但在古代社会，钱不仅是交换品，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
因为钱是贵金属的一种，存在它的价值。而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与资本核心玩的其实就是土地，贵金属与土地越多，钱就越多。
因此本质上来说，封建时期的最大资本家，就是这些地主阶级。
但他们的存在又跟资本家不同。
资本虽然蕴育罪恶，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也会推动社会进步，很多新兴技术与产业革命就是由资本家推动和发明。
比如爱迪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家，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发明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
由此资本家的存在会提高生产力，扩大蛋糕，哪怕大部分蛋糕都被资本家吃了，可总归还是能留点汤水给下面人喝。
而地主阶级就不一样，土地就这么多，蛋糕就这么点大。一旦土地都被地主阶级兼并，那么没有土地的贫民就成为了造反起义的主力军，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所以归根到底，资本家可恶归可恶，却能让社会进步。地主就只剩下可恶，哪怕是良心地主，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间接造成了土地兼并，害苦了贫民。
毕竟对于失去土地的贫民来说，不是他们不努力耕作，而是天灾人祸，一场大旱，一场洪水，或者官府和地主勾结，都能让他们一贫如洗。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就在于此。
赵骏要想改变大宋，就势必要摧毁地主阶级，即便不能像后世那样把它完全消灭，也必须要让它元气大伤，无法再撼动国家根基。
因此从庆历五年初开始，就已经在推动政策，从显性和隐性几个方面，不断打压地主，损害他们的利益。
此刻屋内龚旭、潘识、王玮、张若海四大家族齐聚，其余苏州十多家地主也在。
屋里飘逸着一股淡淡的茶香，却也满是沉默。
过了许久张若海才忽然开口道：“去年一年的时间，我田庄的佃户就走了小半，全被官府征走修河去了。”
他这话一出来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其余人也纷纷诉苦道。
“你这才小半，我田庄原来有六百多户，现在只剩下不到三百户了，这还是我降了地租才留下来。”
“谁家不是呢？咱们哪家不是有田数百顷，浮客上千人？现在还能剩下多少？”
“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田都快变成荒田，地都变成荒地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极为无奈的表情。
宋代对于佃户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除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福建一些深山老林以外。
这些地方像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川峡诸路，人口稀少，生产落后，不少地方还实行着刀耕火种。
造成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很高，豪族大姓役使“旁户”“地客”往往多达几百户以至几千户。
此些“旁户”“地客”不但要交纳实物地租，而且要提供力役。他们“相承数世”，被“视以奴仆”。
南宋时夔州路的地主不但役使佃客本人，还役使其家属，甚至干涉其妻女的婚嫁，使得这些佃客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
但江浙地区就不同了，作为宋代的农业和经济中心，江浙地区一直被朝廷牢牢控制，官府的掌控力度更大，法律方面自然也更健全和完善。
这里的佃户并不依附于地主，不是地主的附属品，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租赁关系。
除此以外，统治阶级也承认佃户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地主并没有比佃户拥有多少特权，地主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干预佃户自身的行为。
所以在朝廷显性和隐性两方面打击下，江浙地区的地主损失非常大。
显性方面不用多说，摊丁入亩之下，他们要承担的税务比普通农民要高得多。隐性方面则是朝廷把他们的佃户都搞走了，让他们无人耕作土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浙地区的地主可谓是苦不堪言，现在非常难受。
“朝廷这是要把我们逼死才高兴啊。”
龚旭叹息一句说道。
“龚兄，得想个办法啊，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众人一脸无奈。
他们不是没想过辙，曾经去转运使衙门口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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