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栋的气愤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因为邓名用公开信对吴三桂进行羞辱，让清廷和天下的文武官吏都对吴三桂的能力产生怀疑，而且这声势一成还会对吴三桂的失败起到夸大的作用。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后，清廷不可能不追究吴三桂的罪责，以显示清廷信赏必罚的原则。对吴三桂的处罚当然会让赵良栋跟着一起倒霉，如果把吴三桂逼急了，说不定他会为了减轻罪责而把责任往赵良栋身上推。
另一方面，赵良栋很担忧云南的局面。清军遭受这个重大挫折后，人心士气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吴三桂若受到责备或者降职处理的话，很容易让云南清军的失败感变得更强烈。纵观全局，赵良栋认为吴三桂这次进攻云贵的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昆明这次的大乱固然有吴三桂和赵良栋麻痹大意的问题，但也有其他偶然因素，完全归罪吴三桂不合适也没有必要。
赵良栋投到阿济格军中后没有几年就因为功劳抬旗，他对八旗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满清的节节胜利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以赵良栋看来，李定国只差一口气了，现在清廷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给昆明派来支援，特别是云南清军急需的粮草，不惜一切代价从两广、贵州等地火速发来。同时不要追究吴三桂的责任——当然也不要追究自己的，安抚西南清军的情绪，给李定国以最后一击。
吴三桂则显得比赵良栋平静得多。当他听说邓名诈传“便宜行事”的命令就有些惊讶，觉得这小子年纪不大手段却蛮狠辣，公开信又加强了吴三桂的这个印象：如果邓名写了一封得意洋洋、宣传战果的檄文，那么地方上清廷官吏的第一反应就是本能地怀疑。但邓名这封信的前半截只是寥寥数语，说诸多行动都是他主持的，对战果一字未提，后半截又暗示这些行动都大获成功，让接到信的人生出好奇、探究之心。
“信封上都写明了叫‘公开信’，此人并非有意欺瞒，确实是我没有多想。”吴三桂看上去一副心平气和的模样。邓名写的东西内容如此惊人，广泛传播开一点也不奇怪。此外就算没有传播到民间，仅仅为官场知晓，对吴三桂来说也够糟的了：“有了昆明的前车之鉴，我还对他如此掉以轻心，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吴三桂觉得从军事上看，云南的战局已经变得难以挽回，如果想减少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放弃云南，让大军返回贵州就食。当然离开以前要对云南进行彻底的破坏，凡是不愿意迁走的百姓都要当作敌人对待，这样云南就会失去供养明军的能力。清军在贵州养精蓄锐几年，再次出击云南，可以把明军再次打垮。
不过军事角度不是看问题的唯一角度。这次远征云贵前，清廷一再对吴三桂表示，只要能够消灭永历朝廷，将来云贵就交给他打理，让他成为类似朝鲜王的藩王。军事行动进展顺利的时候，清廷更是多次重申这个奖赏，让吴三桂再接再厉，早点把他应得的藩王领土拿到手。
因此对于云南、贵州的地盘，吴三桂已经是看成了自己财产，永历和李定国就是和他争夺家产的敌人。这期间永历朝廷还来过说客，想用“兔死狗烹”的理由劝说吴三桂“养南明自重”，但吴三桂对这些说客不屑一顾。首先，清廷的信用是不错的，而且这份赏赐吴三桂要和很多汉人将领分享，他觉得清廷不会一口气得罪西南众多将领；其次，永历和李定国只要还活着，就会不断地骚扰云南，为了这次远征清廷已经拿出了很多资源，以后对永历和李定国的征讨主要靠云贵出力，在已经把云贵视为自己所有的吴三桂眼里，养南明就是要自己掏腰包而无法从清廷那边要到更多的军费，这种亏本的买卖吴三桂是肯定不干的。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之前吴三桂一直希望尽快解决南明问题。攻破昆明后，吴三桂已经设法把两广的援军轰走了，他不希望这些肯定要离开云贵的客军继续呆在他未来的土地上白吃白喝，吴三桂也料定他们不会善待地方百姓。也确实正如吴三桂所料，那些将来会和吴三桂分享云贵地盘的将领对地方民生最关心，军纪也最好，而那些肯定会离开的客军则大肆劫掠地方。军纪最差的两广援军一路祸害地方，在被吴三桂轰走后还顺手把归途上的云南百姓都强行掳走，吴三桂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主人耿继茂的授意。
还有赵良栋等人率领的客军，吴三桂同样满心盼望这些军队尽早离开云贵，永历朝廷被消灭了，赵良栋之流的客军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呆在云南不走了。直到昆明大火前，吴三桂和赵良栋的目标还很一致，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消灭永历和李定国。不仅仅如此，吴三桂还在筹备针对水西安氏的军事行动，多方施加压力，定要逼得安氏起兵响应残明和李定国。吴三桂已经打定主意，要一劳永逸地把这些盘踞在云贵上千年的土司都剿灭了，确保自己将来会是这片领土的唯一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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