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信息之辩
在朱令案里，列举出的上述条件，只能构成“侦查线索”，以这个只能穿起一个“可能性”的链条，每个环节上都有无数可能性。警方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圈定嫌疑人的范围，想要定案，还需要关键的直接证据——而这，恰好是朱令案里最缺失的。
警方办案过程中最令人困惑的细节在于，1995年，警方的调查走访，对于相关人员都是询问，而不是讯问。两年后，1997年4月2日，突然将孙维带走讯问，为时8小时。之后放人，再无动静。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理解?北大毕业的一名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在北大上课的时候，北大刑事侦查领域的博导张玉镶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朱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的许多领导，都是他的学生。“记得张老师在课堂上分析过这个案子的证据，他说案发后，警方很快将嫌疑方向锁定了孙维，但是确实没有直接证据。”在这种情形下，到底是选择直接将嫌疑对象带回来讯问，还是继续等待，寻找到关键证据再讯问，不是旁人能轻易下结论的。不过，公众难免会联想到一个事实，1995年，孙维的爷爷依旧在世——只不过，这又回到了“可能性逻辑”的陷阱。
目前看来，要厘清公众的疑问，关键在于警方能否回答当年的调查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侦查信息能否公开？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支持公开者认为，侦查信息向社会公开，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不过，为避免干扰审判，部分侦查信息可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进行。反对者认为，除非法律有专门规定，侦查信息不得向社会公开，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防止被追诉人逃避追诉、防止干扰证人作证、鼓励知情人自由作证、保护无辜被追诉者的名誉。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信息绝对的公开和绝对的不公开都是不存在的。在许多案件里，侦查机关都会适度公布案件信息，或是征集破案线索，或是抓捕嫌疑人。例如，警方发布的通缉令，大都包含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身份等侦查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开途径。2005年7月26日，公安部刑侦局下发了《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决定自2005年8月1日起，在全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实行“办案公开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侦查公开，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侦查机关的法定义务。有一定新意的是对办案主要进展的公开，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政府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声讯电话等方式方便群众查询案件侦办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侦破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后，有关地方刑侦部门应当在公安机关统一领导和组织下，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破案情况和结果”。只不过对群众的公开并非硬性规定，刑侦部门对社会的公开实际上也是破案后的行为，因此这种公开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义。相比之下，我国的《保密法》第八条第六项把“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纳入应当保密的信息范围，似乎可以认为立法者更倾向于侦查不公开。
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朱令的父母依据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希望警方公布案件侦查信息的努力，只能是令人叹息的无用功。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检察院介入，启动对于公安侦查的监督权，由检方来判断公安的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渎职、失职等问题，也可以由检方来判断，侦查中的哪些信息可以公开。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在刑事案件里，投毒和放火案本来就是证据最难办的。”那位北大毕业的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这两类案子，要把行为人和事件联系起来的客观性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查证的，毒物是种类物，没有特殊性，不像杀人，血迹的DNA是唯一的。”他也提醒本刊记者，在面对这种悬案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证据灭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从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对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采访对象做了匿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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