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达与仁多保忠谈判时，赵佶正在察看经筵讲义。
赵佶本来以为通过召试馆阁贴职还可以拖延一些时日，没想到过了几日，苏轼亲自主持考核，苏轼认为周武仲才学卓然，可以授予馆职，这样赵佶的经筵讲官班子就算齐了。
杨时由于路途遥远，一时还未能赶来，现在在东京的就是周武仲和曾布。周武仲上任没几天就向赵佶递交了经筵讲义，要求经筵。
赵佶正在翻阅经筵讲义，不禁感叹，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再头铁方面，周武仲显然已经超越了在座的臣子们，基本上向包拯靠拢了。
周武仲的经筵内容是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这不就是在暗讽赵佶不务正业吗？
赵佶指着这个讲义问道：“曾相以为如何？”
曾布笑着说道：“官家，讲官进讲，凡无避讳之处，皆可得讲，官家何必过于执着于此事。”
赵佶心想，好家伙，反正妈的不是你是吧！万一这兄弟真的头铁，当场整活，尴尬的可就是自己了。再说了，自己开设经筵的目的是为了让朝廷里各种政治势力都有个发声的平台，也是作为皇帝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不是真的当好学生去的。
赵佶说道：“开设经筵本为察纳雅言，听取民意，开拓视野的，不是逮住吾的一点爱好，就含沙射影，出名搏位，想成全自己所谓直臣、诤臣的名声。曾相觉得，这是忠臣还是奸佞呢？”
曾布笑道：“官家，这事老夫不敢说。老臣大半生都成为奸佞，实在是不知道忠臣是个什么味道。”
赵佶哈哈大笑，说道：“那照曾相的话说，吾的朝堂上，不是奸佞治国，幸臣当道了！”
曾布只是笑笑，大半辈子都被人骂成奸佞，对于此，他早就不在乎了。什么奸佞、忠臣，都不过是身后之名罢了，自己身前之事能够勉强做好就行。
曾布说道：“官家，本朝设立经筵是以帝王教育为其本质的，在这一针对帝王的教化传播活动中，经筵讲官与君主是“师友之臣”。主讲官为“师”，对君主负有“辅导”之责，有“劝诫”“正过”之义务。如程颐所言，人君之师要授其君道与君德、保其身体，经筵官对君主在公众场合的衣食、言语、行止是否得当都负有督导之责。”
曾布的话虽然没有说完，赵佶已经明白了曾布的意思，臣子们把经筵当作一次难得的对皇帝的教育机会，对赵佶继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很多官员都有不少的意见，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官吏，随着考成法的实施，他们对赵佶的怨气是很大的，希望通过经筵这种方式给赵佶上上眼药，也是情有可原的。
曾布、吕惠卿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对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们担心赵佶被这种情况吓到，所以准备先给赵佶提个醒。
赵佶笑笑说道：“仁宗皇帝开设经筵本意为何？”
曾布笑着说道：“推考其原本，概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皆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故帝王之学，至重也！”
曾布拿出一本书来，给赵佶说道：“这是范祖禹《帝学》，对帝王之学和经筵之制，说得极为详细，官家可以作为参照。”
曾布走后，赵佶拿起《帝学》认真看起来，这本书算是大宋士大夫们为皇帝制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士大夫心目中完美的帝王形象，赵佶决定拿来看看。
仔细读了一遍后，赵佶才算对大宋的经筵制度有所了解，士大夫们认为，帝王被视为当时一国之表率，教化天下始于天子，天子如以上率下，则能育物化人、成就治事，北宋文治导向，必然要求帝王本身也应以务学求师为修身之要。
更重要的是，大宋从立国以来推崇文治，历代大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整个士大夫阶层因与皇帝共治天下，其政治责任感显着增强，正如北宋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士大夫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接，主人翁意识很强，而这种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也使得他们自身成为了帝王务学修身的监督者，他们积极响应着皇帝文治天下、共治天下的举措，同时反过来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要求着皇帝，希望皇帝也能好读经史、以明治道。
但是自仁宗以来，这种制度的缺陷就一步步显露出来，一是国家承平日久，武备不修，面对西夏的入侵，北宋根本无力抵抗，二是长时间的片面强调文治，文官集团的力量空前强大，武官地位低微，军队毫无战斗力，国家在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时都显得力不从心。
故此自神宗起，锐意变法，其中关于经筵，最着名的就是坐立争论。所谓“坐立”，是指讲官在给皇帝讲读经史时的坐立问题。在宋仁宗时期，天圣（1023 年）以前，讲读官都是坐着侍奉皇帝读书，景佑（1034 年）之后，改为站着侍奉，又到皇佑三年（1051 年），仁宗体恤讲读官之不易，需长久为皇帝解说和问询，遂下令只让当天讲读的臣僚站着应对，其他讲读官则可以坐着待命，“讲者立、侍者坐”从此遂为定制。到神宗朝，却发生了“坐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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