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能做的比政策和法规要求好的不多，很多时候是有不足，或者结合当地实际而有变通，打折式的执行。
一个县政府落实国家这些政策和法规要求的主体是县教育局，作为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本是代表政府对教育进行管理的，这个管理更多的是针对县教育局，还有涉及到教育事项的其他部门。
分管县长更多的是督促县教育局落实这些任务，执行政策法规的要求。当然面也对需要从县级层面协调沟通的问题加以解决，并确保政府为教育提供必要的物质人才保障。
但事实上，一个副县长很难做到这些，或者说没有实质权力去做这些。因为他对教育的管理是很松散的，他既不能决定教育局领导班子的配备，也不能决定财政的投入，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协调者，一个代表者，当然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者。就愚同跟随张县长参加的很多活动来看，比如检查，会议等，有张县长出面只是表明这次活动规格高了，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一个部门行为了。
所以张县长的参与，陪同，出席更多具有象征意义。而具体的工作，比如布置的会场，发言的稿子，颁发的奖牌，各种报告、计划、事项都是教育局在具体做。
但这并不是说分管县长可有可无，很多时候显得十分重要。对于教育局来说，有主管教育的县长参加的会议活动，就不是部门的会议，而具有了政府行为，所以教育局离不开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长。
这种离不开，一方面就体现在这种规格提升的种种利用上，虽然这种利用不需要这个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做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来闪个面，吃顿饭，敬个酒，讲个话，照个像。
但没有却绝对不行，没有就没了面子，没了规格，没了档次，不能代表政府，所以这就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对教育局的意义和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某些事情分管县长是一个法定的程序，一份文件，一个预算，一个报告，按程序必须有主管领导签字才可以走下一个程序，他不签就会卡在这里，就走不了下一个程序，盖不了政府的章，就会影响到事情的运作，所以在程序上必须有这个县长。在这个程序中仍不需县长干太多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批个“同意”“上报”“下发”这类字。
但这个批字就成为一种责任，也是分管领导对教育局最具有权力的地方。
至于更实际的事情，比如教育局的班子配备，人员调动，人员调整，资金申请，项目立项，基本上没主管县长什么事。在一个县，一个教育局长同书记，县长的关系可能要远远比书记，县长与副县长的关系密切。这种密切也是局长在骨子里并不太在乎这个主管领导的深层原因。至于教育局内部更具体工作，比如干部调整，校长任命，教师调配，学生入学，资金使用等，更是不必过主管县长这一关的。
李愚同看得清这一点，看得清这种没有实际权力，只有务虚权力的教育管理。一个县实际就把教育管理交给了县教育局，一切以县教育局为主，而不是以主管县长为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县教育搞得好坏，人们说的只是局长，没人会去说主管副县长的。所以从本质上讲，所谓以县为主的对教育的管理，不过就是以教育局为主的管理。当然教育局不是凭空存在的，是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分管的副县长也大体能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能想来局长同书记，县长的关系，也就更少地去想教育上的深层次问题，主动去进行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改革。但这并不是说主管县长就无所谓，一切就任由局长主导。
事实上这同一个领导的能力有关，发挥的好就可以在面子里子上对教育局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更包含着这个分管县长同主要领导的关系。
也就是说主要领导更信任这个分管领导，倚重这个分管领导，那么局长的许多决定是要这个分管县长同意的。也就是说，在面子上要体现出分管县长对教育局的领导。就是该我出席，参加的会议，活动你一定要请；该我批示的文件，签的字，一定要我来签，来批示；该请示汇报的事项一定要请示汇报到，把这个面子先要给我，先要摆正你是下级的姿态，不能没了规矩，少了程序。面子上的事做好了，给我了，其他的事比如教育局内部的事我可以不干涉，不计较。但我不干涉不计较，不等于我没有这权力。
否则这些看似务虚的权力会影响到你局长的实际权力，当然里子上的事也要处理好，服务好，我可以不干涉你的内部事务，但把我说的有关教育内部的事要解决好。比如调动个人呀，提拔个人呀，安排个人呀，照顾某个项目呀，安排几个学生上学呀，这些事我说了，不能觉得可听可不听。当然，除了这些，能有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就更好了。
做到了这些与我是面子里子都有了，看在别人眼中，这个局还是我管的，说了话还能算的，你能为我服务好了，我自然也会为你服务好。在给我里子时，也为教育谋实利，碰到教育上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也会动用一切关系，资源为教育局，为局长去解决，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合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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