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山还向李庆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执勤情况。李庆亮告诉他：“哨兵上岗，只是携带枪支作为震慑，枪里是不装弹的。”白天山知道后，对他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 把枪）搞到手。”
同时他还去研究各类抢劫案案例。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白天山在狱中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很快就到了能够阅读的水平。
无论是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虚构的、真实的案例（监狱里能定时看电视），只要是白天山能找到的，他都仔细琢磨，寻找作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漏洞，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
他经常就各类案例和李庆亮探讨。李庆亮记得，有一次白天山看过某部香港警匪片后，对他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白天山看了杂志上的抢劫案，和李庆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这些白宝山自己总结的作案法则，日后果真都被他忠实地执行在了他的犯罪过程中。
新安监狱建造在茫茫戈壁之中，北部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
远看过去，监狱就像一个由四面高墙组成的正方形盒子；盒子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排低矮的牛棚；除此之外，周围再无其他建筑物。
绝大部分的犯人吃住在高大坚固的盒子之中，吃过早饭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前往距监狱十公里的团场（兵团农场，简称团场）劳动（主要是种植粮食、棉花和修水渠），晚上休工后再由武警押回狱中睡觉。
但由于团场生产的特殊性，有一些诸如种菜、养猪、放牛、放羊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犯人需要时时照看蔬菜和牲畜，他们便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晚上甚至可以不回盒子里睡觉，就住在牛棚里，这类犯人被称为自由犯。
自由犯不仅能享受一定的自由，工作强度也会大大降低，但要成为自由犯，是有条件的。第一，刑期过半且表现良好；第二，交纳一万元的保证金。
白天山写信回家，表达了想成为自由犯的强烈愿望。因为白天山是全家唯一一个小时候被送出去养的孩子，家里人总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当时没有被送去老家，他可能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怀着对白天山的歉疚，母亲举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弟几乎拿出工作后的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安监狱。
1992年，成为自由犯的白天山，和狱友李宁玉、傅雷军一起，外宿在牛棚中，负责饲养照料17头奶牛，牛棚的宿舍中还配有电视机。工作之余，他们不仅可以去离监狱最近的沙湾县城，甚至还可以坐上大巴去附近的两所兵团城市，石河子市和奎屯市逛一逛，只要当天返回即可。
虽说自由犯足够自由，看起来比较容易越狱逃走，但由于自由犯刑期都已经过半，而且缴纳了大额保证金，逃走并不是个划算的买卖。所以新疆监狱年年有犯人逃脱，但自由犯却几乎没有。
白天山获得一定的自由后，开始实施筹划已久的行动——获取枪弹。
因为北疆的历史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当地枪支弹药的管理十分松散。退伍军人、基层民兵、猎户、普通农牧民手中都会有枪支和弹药。
枪支价格高昂且不便藏匿，但白天山利用自由犯的身份，一有机会，便通过各种交易，从当地牧民手中购买子弹，藏在牛棚顶部。
这一切自然是背着监狱方的，1993年初，白天山还由于在养牛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被减刑一年。
可能是只有大城市来的犯人才能出得起一万元的保证金，和白天山一起放牧的李宁玉和傅雷军也都是北京人。
由于白天山的孤僻性格，和两人都很疏远，李宁玉和傅雷军开始合伙欺负他。脏活累活都让白天山去干，白天山一旦表示不满，双拳难敌四手的他就会被这两人好好地修理一通。
1993年9月的一天，李宁玉晚上没有回到牛棚。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李宁玉经常外出嫖妓，夜不归宿。但第二天李宁玉仍然没有回来，这是他之前从没有过的行为。
傅雷军事不关己，白天山向监狱汇报了此事。
李宁玉还有一年就刑满释放了，并且他的所有东西还都留在牛棚里，按常理他是没什么理由逃跑的。虽然有疑点，但因为没有证据，此事最终以李宁玉脱逃定案。
没有人发现，李宁玉的尸体早就躺在了离牛棚不远的戈壁滩下面。
李宁玉失踪前的一周，白天山就不声不响地在戈壁滩上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沙地的土质使得挖坑非常容易）。然后，他把200元钞票塞进了牛圈的墙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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