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月考过后，班主任老师根据成绩排名选出了我们班的班干部。靠着小学打下的扎实基础，我有幸考入了班级前十名，也有机会成为班干部的一员。
当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的脑海里只想着如何继续在妈妈面前隐瞒踢球的事，总是说大扫除这一个理由时间长了妈妈肯定心存怀疑，如果是老师安排的事，我就能够光明正大的留在学校，晚点回家，无需再找各种理由去搪塞，因此，为了不费尽心机找借口踢球，为了能够晚点回家，为了继续隐瞒踢球的事实，我鬼使神差地选择了所有人都不愿意当的卫生委员，为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又累又脏的活儿我愿意一肩挑。
记得当我说出“卫生委员”时，佟老师眼神里的赞赏、欣慰与如释重负之情不加掩饰，满口称赞并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有担当！”
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作为新人我的确很不合格，从不与高年级学长学姐们交流，没有花一点时间和心思去打听一下卫生委员的职能，冲动是魔鬼，活该我为自己的冲动付出惨痛代价。但凡在长青学校待了超过三个月的人一定知道每个班级为了指定一个卫生委员是难度多么大的事情，要说最难干的班干部当属卫生委员了。班主任们想破了头，用尽方法与手段，每个卫生委员坚持最长的记录是一个学期，该职位因无人愿意担当经常空缺，不得已由其他班干部兼任。而难度系数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学校对卫生程度有着近乎变态的要求。
每天放学后，都有一个专职检查卫生情况的队伍约四人一组，浩浩荡荡前往各个教室检查教室卫生。检查的内容包含不仅限于以下情况：每个角落里的灰尘会被检查人员戴着放大镜拾起，教室的清洁工具摆放位置有非常严格及苛刻的要求，不能偏离1厘米，更变态的是每周周五的大扫除后，检查人员会戴着白手套在黑板槽里，讲台柜子里，同学们的书桌柜子里刮上一刮，划上一划，白色手套上不能有黑印与粉尘。否则，每一项不符合要求的扣班级清洁分数，清洁分数在年级排名前三名才能获得流动红旗，流动红旗可以为班主任的考核加分，如果在年终评比中，综合分数在年级后几名，这个班级评不了优秀，班主任的奖金要少百分之三十。这种考核机制，让班主任们不得不重视卫生清洁这一项的得分，因为这一项分数在综合评分中占比较高且最容易拿，在理论上来说，只要同学们认真地好好地搞卫生，就能拿高分，可比班级整体成绩年级排名前列、省市运动会奖牌数，在省市各项教学评比拿奖等等容易多了。但，那只是理论的情况下，实际情况却是要想在卫生检查人员手下拿高分相当于在老虎口里拔牙，在狼群爪子下抢活生生的羊一般难度。
我作为一个极其不合格的新生，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与近乎严苛的规矩，也不知道新生们拥有三个月缓冲期的特权，只是想当然的认为卫生委员的工作职责就是把同学们集中起来排排班，然后自己待他们搞完卫生以后再检查检查，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管理者。
当班主任老师公布班干部名单后，大家对我的态度立马变得不一样了，之前什么除名，不与"另类"来往全成了历史，都迫不及待地与我攀起关系来，想尽办法与我套近乎，恨不得立即和我成为亲密无间的亲人。每天我的桌上，柜子里堆满了各种零食，文具之类的，也无需我探听，下课自然有人到我面前来认领那些小礼物，告诉我哪些是他（她）送的，我的地位水涨船高，竟高于权利更大的班长与副班长一筹。初始我感到受宠若惊有些手足无措，一下子成为班级的明星让我很不适应，不过很快我发现原来我的权利很大，责任更大。
为什么说权力很大呢？因为权力最大的班长在搞卫生这件事上也要听我调排。在给全班同学排班搞卫生这件事上，我可是把权力发挥到极致了，喜欢我的人和我喜欢的人，关系好点的都被我排到周一到周四，关系一般的就排到周五大扫除的室外，关系不熟的或者是他不理我我不理他的那种关系就放到周五大扫除的教室内。
最变态、要求最高、标准最严的卫生检查主要集中在周五的大扫除后的室内。因此，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教室内的卫生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因为他被扣了分，会被老师拉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并且要求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整改项目，那意味着第二周每天放学都要待在教室搞卫生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排在周五下午的室内。
新生们虽然有三个月的适应期，第二个月不扣分只是检查，但这种严苛的检查让我渐渐难以支撑了。每次检查组提出需要整改的地方，我都要陪着同学们再搞一个小时才能满足检查组的要求，每周五基本是晚上八点半以后才到家，搞得妈妈对我的怀疑越来越频繁，很多时候都认为我是因为踢球忘了时间才回家晚的，直到和班主任老师打了几次电话确认了又确认，才相信我是真的在履行卫生委员的职责，是真的在为班级的清洁为班级同学们有个干净的环境而劳心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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