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鄄城）召集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春秋公羊传》说：“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齐桓公作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他一向是被高度评价的。当时在夷狄的逼迫之下，中原各国的确遭到了极大的威胁，而通过改革而强盛起来的齐桓公，此时充当起了中原各国的保护神，打出了“尊王壤夷”的旗号。作为霸主，齐桓公又是会盟诸侯，又是插手别国事务，又是安定王室，又是征伐夷狄，可谓风光一时。
《谷梁传》谴责了齐桓公通过杀公子纠成为齐国国君的手段。对于桓公前681年在北杏的会盟，《谷梁传》认为齐桓公并不是周天子任命的方伯，如此是不应当的。但在记载前667年桓公与诸侯在幽的会盟时，称赞桓公仁义守信。对于桓公在前666年伐卫一事，《谷梁传》认为桓公虽然是奉王命，但攻伐别国又索取财物，需要轻视。
《谷梁传》认为桓公为燕国讨伐山戎一事是莫大之善举，需要称赞。《谷梁传》以为桓公驻曹救邢一事是害怕狄人，不值得赞扬，所以《春秋》避讳不书齐桓公。前658年桓公为卫国筑楚丘城，对于此事《谷梁传》认为桓公虽然有仁爱之心，但此举超出礼制。桓公率大军伐蔡，《谷梁传》认为合乎正道。前655年桓公盟诸侯，拥戴周王的太子，《谷梁传》认为这是变通礼制拥戴周王的做法值得肯定。
《谷梁传》对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申明周王禁令表示称赞。《谷梁传》谴责桓公灭项一事，但又说桓公曾有存亡继绝之功，所以为之避讳。对于桓公的去世，《谷梁传》说此人不正道，但前文有所贬抑，记载他的去世时对他的尊敬。
关于齐桓公伐楚的“召陵之师”，也许首当其冲的楚国人最了解当时的情况。召陵之师过去一百多年后，楚国的大夫椒举向追求霸业的楚灵王提到历史上夏启王、商汤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齐桓公和晋文公这“六王二公”之功业。而楚灵王在这些历史人物的伟大业绩中，仅选择了齐桓“召陵之师”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
可见楚国人心目中“召陵之师”是多么雄壮。童书业认为，“召陵之师”联军有一千数百乘兵车的兵力，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在联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下，楚国被迫请求加入齐国同盟，此事在楚人心中印象极深。而齐桓去世后的前641年想谋求霸权的楚国在齐国参加盟会，仍然以齐国为盟主。可见齐桓霸业之盛。
有人认为，当时齐桓公并未有多少实力，当时秦晋都还不是很强大，而对于楚国，齐桓公不过是定了一个盟约，并没有试试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雄厚实力。至于抗击夷狄，更多的是打败了实力不强的狄人，而对于楚国出兵灭了一些小国的行为，齐桓公并没有干涉。
孟子对齐桓公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靠霸道，而不是王道。
齐桓公生活糜烂，《史记》明确说：“桓公好内。”如此多的儿子也为以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另外从齐桓公亲近小人，甚至吃人肉，也可以看出这点。
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晋文公（前671年或前697年－前628年），姬姓，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晋献公之子，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文治武功卓着，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晋文公初为公子，谦虚而好学，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前636年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立。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
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前632年于城濮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
在晋国历史上，晋文公虽只在位9年，但他的政绩最为突出。他的霸业只是政绩的一部分，他的主要政绩是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并确定了会盟制度，不仅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把诸侯间的征战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荀彧曰：“昔晋文公 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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