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生卒年不详），名缭。姓早已失传，因做过秦国国尉，遂以官为姓。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秦王嬴政的重要谋臣。战国时期军事学家。
秦王赢政十年（前237年），尉缭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尉缭一眼就看穿了秦王赢政阴险的内心，不愿为秦王效劳。于是等待时机逃离秦国。然而，秦王得知消息，马上派人诚心挽留，并将其任命为秦国国尉。
尉缭自始至终参加了大秦王朝的统一战争，对秦国制定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适应新兴封建阶级政权变法图强、兼并统一的需要，在军事思想上继承前人又有深化。认为战争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主张“挟义而战”，诛暴乱，禁不义，攻取一国一地后，保持社会安定；注重正确决策，灵活运用谋略，以争取主动；强调“制必先定”、明常决罚。尉缭着《尉缭子》为“武经七书”之一，其军事理论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着名的军事家。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因称尉缭。
古代多以官名作为姓名，如宗正此姓，源于汉朝刘德，官至宗正，为九卿之一，即主持皇家宫室事务的官员。刘德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上官职名命姓，称宗正氏，后来加文而为宗政氏。尉缭之父、爷爷、太爷均在魏国担任国尉职位，而后尉缭又在秦国担任国尉之职，故人多以称之尉缭。
从《史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时代的尉缭，可能是梁惠王时期的尉缭，也有可能是他人。然而既是同名，又同是魏国人（或大梁人），两个尉缭又都知兵法，知人事，知政治。其见解又是如此之接近，故不能以其年高不能着兵法就断定他们是两个尉缭。据此，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与秦时的尉缭为同一个人是有可能的。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道胜、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
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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