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文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前157年7月4日），文帝在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七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7月10日），葬于霸陵（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①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刑制改革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详见汉文帝刑制改革）。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⑤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⑥礼制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称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将有黄龙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但丞相张苍认为汉为水德，被文帝罢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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