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渡江是在东汉末年的襄樊之战末期，东吴吕蒙袭击荆州的一场军事行动。因为在渡江过程中，吕蒙让部下都扮作成商人的样子，所以这次战役被叫作“白衣渡江”。
当时关羽正率军北伐，不在荆州。吕蒙成功渡江后，南郡守将傅士仁、糜芳先后投降。吕蒙进驻南郡，安抚关羽手下的士卒家属，并与陆逊配合，切断关羽归路，并将其擒获。
此战东吴成功占领了荆州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孙权和刘备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因此被打破，并引发了之后的夷陵之战。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被关羽打得喘不过气来，一面尽全力阻挡关羽，一面派人“许割江南以封权”求和，当时曹孙刘均未称帝，封孙权是以汉的名义。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名义上没有问题，因此孙权受降论不成立。”，游说孙权起兵袭击关羽的后方来减轻曹军的压力。
东吴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一直都有关于全占荆州的主张。甘宁：“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鲁肃：“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之前因为“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大于了荆州的重要性，江东以鲁肃为代表的联盟派一直没有攻打荆州的动静，而此时关羽攻打襄阳、樊城，进展颇为顺利，若置之不顾，刘备实力大增，足以和曹操抗衡，而东吴沦为最弱势的一方。关羽的威胁更大，他占据着长江的中上游，顺江而下来吞并吴国是十分容易的事。“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已经小于了荆州的重要性
“关羽大意失荆州”已成俗语，大多数人认为关羽对吴军西进的判断是鲁莽的，是因为相信了吕蒙的“诈病”以及对陆逊的轻视而产生的错误判断。
但事实上关羽选择北伐的确是很好的时机。首先，白衣渡江并不是孙刘第一次交锋。在孙权军的意识里，荆州是刘备趁孙军主力牵制曹仁的时候窃取的。在赤壁之战中，孙家出力最大，而刘备获利最大。战后在刘备和孙权的交涉中，也有明确得益州，还荆州的承诺。所以早在215年，吕蒙就曾经发动荆州讨返战。
这一战迅如闪电，鲁肃以一万人驻守益阳牵制了关羽主力的救援，吕蒙的两万兵马轻取长沙，桂阳，围零陵。最后又以攻心术诱降守将郝普。其实刘备亲率的援军也已在路上，孙权已将南三郡揽入囊中。
此后孙刘和谈，关羽与鲁肃各持单刀赴会。因刘备有“借约”在先，孙家诉求无可指责。会议结果双方以湘江为界，各领三郡瓜分荆州告终，孙权归还了已夺取的夷陵郡。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关羽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因为和谈刚刚进行，孙家应该在心理上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短期内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动作。
其次，在217年，曹军与孙家军爆发了一次大规模会战——“濡须会战”。此战自孙权亲征围合肥始，张辽又奋威逍遥津，几乎杀吴主。又被曹军反扑，吕蒙拒濡须坞相抗，再曹退军。前后一年多时间，双方各投入数万兵力，均有重大损失。曹军东线因此失去援助襄阳的力量，才有其后汉水淹七军，几欲亡国的哀声。而孙权同样元气大伤，在保留长江沿线布防的情况下，是没有机动力量可以用来强夺荆州的。
218年，是汉之将末，政坛最为动荡的一年。先有耿纪，吉本（《三国演义》吉平原型）反曹。又有乌桓，鲜卑之乱。再到宛城侯音叛乱，直接触动襄阳后方。
219年，刘备称汉中王，举国士气高涨。关羽在各方如此形势之下，选择北伐原本无可厚非。
导火索
在《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是这样记载白衣渡江起因的“羽尽擒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关羽水淹七军后，确实需要粮饷，就取了湘关的米。而孙权立即就发动了战争。
原因
从209年（建安十四年，赤壁大战的后一年）到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与曹操在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刘备对曹操所打的仗更多。事实上就在219年孙权还在进攻曹魏的合肥。孙权之所以不停地和曹操交锋，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与性命，若不是这样，被曹操吞并，或者被刘备吞并，二选一的答案而已。
外交意义
刘备作为江东的盟友，在江东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做了一连串不仅足够激怒孙权，而且也令孙权失去安全感的事：
1.在赤壁大战以后，刘备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取了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和桂阳郡，一举把荆州南部收为己有。
2.和孙权的妹妹相处得很不和谐。
3.孙权建议共同进兵取益都，而刘备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后来，刘备竟然自己单独行动夺了刘璋的地盘。
4.刘备又进军汉中，做了汉中王，却没在事前和孙权这位盟友有所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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