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 （《礼记正义》卷一），这种 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师肩所隐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即求诸己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也要能自强，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教育学生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六十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
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着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着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着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
人称郑玄“着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
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
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
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贻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禘也。”
郑玄笺曰：“大禘，郊祭天也。……”
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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