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这群人的惯用伎俩罢了，徐梁如何能够不清楚？
按照常理，皇帝也会有意无意推出个替死鬼，丢车保帅。最后事态平息，而皇帝仍旧是英明神武，倒霉的只是那个“不会做事”的家伙罢了。
李明睿未必是被收买的，但肯定有人在他耳边将冯先奇此事说成对“大明法治”的严重破坏。李明睿虽然不蠢，终究偏执于眼前的领域，只能从大理寺卿的角度看问题。无法看穿这政局人心的云谲波诡。
“变祖制的事，得一步步来。”徐梁权当不知道晋商在后面的动作，也知道李明睿断不会被人收买，否则锦衣卫早就有报告上来了。
“陛下，如今有冯先奇一案。正是变制的好时机。”李明睿以为徐梁另有顾虑，进言道。
“你知道为何太祖定制，军户犯法只能由卫所、都司审理，不能为府县管辖？”徐梁问道。
实际上非但是军户，就是在卫所土地上生活的民户、匠户，其司法管辖权一样属于卫所都司，不受府县管理。
“国初时无非是为了养百万之军。然而目今卫所已经名存实亡，陛下何必仍要拘泥于此？”李明睿不解道。
“不光是为了养军。”徐梁摇头道：“因为军中本就另成格局。一般地方，百姓能跟官府讲理，还可以上诉请愿。军中可以么？军中本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地方，又日夜枕戈以待，刀头舔血。不曾参军上阵之人，如何能够明白其中感受？”
徐梁又道：“更何况军中另有法度，若是以民法治军则失之严；以军法治民则过于苛。比如军中火铳不修、刀枪锈蚀，都是要入刑的罪过，如何与民间相通？难道农民锄头锈了，也抓起来打一顿？”
李明睿拧了拧眉头，也觉得军法在某些条例上是民法所无，有些则比民法严苛，但关键在于自家人难断自家事，比如冯先奇，在军事法庭就被判定“无罪”。
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个杀戮无辜的罪名！
他却没想过，徐梁一心一意要让士卒有尊严、知荣辱，怎么可能再让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那些正一二品的武将，见了五六品的文官都要下跪，这样变态的社会谁还肯抛头颅、洒热血地保家卫国！
“再说冯先奇的案子，我倒觉得判的不错。”徐梁顿了顿：“张家口尚未光复，处置一些从贼的奸细也是理所当然。如果那里有法司，冯先奇自然不能妄为。然而既然是他攻下的敌占区，肃清奸细、剿灭敌寇，也是本分。莫要纠结于此了。”
李明睿嘴唇翕张，正要辩解，徐梁突然又道：“对了，亲亲相隐之制议得如何了？”
李明睿只得无奈地被皇帝岔开话题：“我部所议：在五服之内，皆当隐匿；五服之外，唯有师生可隐匿。”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唐律起，“亲亲得相隐匿”就正式成为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写在法律之中。在后世看起来是“窝藏罪”的罪行，在礼法社会却是理所当然的“直”。
如果儿子告发父亲，还可能承担比父亲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亲偷盗，判徒一年；若是儿子告发，则有悖人伦，要判流放三千里充军。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关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有些模糊。比如汉宣帝时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唐律中也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亲亲相隐”之条。
“五服相隐是否太广了些？”徐梁问道。
这里的五服指的五等丧服，也是区别亲属关系远近的标识。最重的是斩衰，用最粗的生麻制布做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为至亲所服。其次有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次减等，代表亲戚关系渐渐淡化。也就是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同五世祖的亲属丧期，还要穿素服、以尺布缠头，但到了同六世祖的亲戚，便无服了。
故《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这些放在文案里说明，往往看得让人头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却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错了服，还会被邻里乡亲嘲笑。李明睿采用“五服”论，也是借助这种深厚的风俗传统，轻松地解决了民法中关于近亲属、利害相关人等定义。
“其中另有分别，臣当撰文以进。”李明睿只是大致道：“死罪只在齐衰以内，十恶之罪只在斩衰。亲属之间犯罪，以卑幼犯尊长者，不得用为相隐；其他为近亲可隐，为远亲不得隐。”
“造反都可以隐匿不罪？”徐梁一皱眉。
“十恶之罪若是检举，可以减免主犯罪等；相为隐匿则不为罪。”李明睿道：“盖因天伦不压人伦之故。”
父母与子女是天伦，君臣只是人伦，在明人眼中，唐律给十恶大罪开出的后门补丁纯粹是以人伦犯天伦，属于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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