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说这个名字很好，有什么问题。
那个武将就说：问题太大了。孟子说过，士，诚小人。那些文人是在骂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就去查孟子的书，发现确实有这句话。
他不禁感到震惊，张士诚也是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直到死都不知道，真可怜。
这就导致朱元璋后世一统天下后也对文人带着些偏见，他也不是针对宋朝那些文人，他一视同仁，所有文人都心脏！
……
相比于其他朝代，北宋简直惊涛骇浪。
刚开始赵祯还在开心，嘉佑是他的年号，没想到这一届科举竟然为朝廷网罗了这么多人才，就看天幕说此榜过后，宋人才断层了。
他一愣，为何断层，天幕说谁也不服谁，会是这个原因吗，难道他网罗人才也做错了？
赵祯有些失落，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王安石苏轼等人，齐齐色变，连什么唐宋八大家，什么龙虎榜都顾不上了。
后人虽肯定他们的文采，但对于政事却批判居多，未来的大宋，会因为文人相争，而衰弱吗……
神宗时期，王安石失魂落魄，他的变法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是司马光占据上风，可他居然割地，割什么地，割给谁了，怎么会这样……
另一个时空的司马光脸色也不好。
司马光主持编着的《资治通鉴》这一功绩，足以令他留名青史，但不可否认他确实也有很多离谱的操作。
宋神宗赵顼驾崩后，司马光主持朝政，他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
然后，他还想把王安石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并苦心经营多年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示诚意。
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夏国主赵秉常（夏惠宗）为臣下所囚，所以才向我们求救，神宗皇帝兴兵讨伐就是为了给人家赵秉常帮忙。
可是在神宗朝主持新政的这帮小人却顺手将人家的土地给占领了，还将这些当成是自己的功劳所以这些地方得归还给人家西夏，以彰显咱们的大国风范。
这就有点搞笑了。国与国之间有什么情谊，全是利益，不然为何宋神宗要去兴兵讨伐。
司马光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
大致就是说，这几块破地方不能拿来种地，又不方便防守，安排兵马在这些地方守卫，就是浪费粮食。
对一个国家来说，割地求和是一件极为屈辱的事情，除非万般无奈，否则绝不能走出这一步。
可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却主动选择割地给国力远不如自己的西夏，为的是换取宋夏两国和平共处。
不过，北宋朝廷也有有识之士，拿着地图当庭责问司马光，唐朝时因为丢失河湟地区，导致回鹘、吐蕃长驱直入关中和长安，如今一旦“归还”，那么要重演旧日悲剧吗？！
无奈之下，司马光不敢将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但却坚持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送还。讽刺的是，四地送给西夏之后，西夏并未领情，还是不停侵扰宋朝，相反失去了四地，宋朝防御形势更糟糕。
司马光是老糊涂，真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还是单纯就是痛恨针对新党呢。
没人知道他自己在想什么，但后人明晃晃说他割地，确实像在他脸上打了个极大的耳光，全天下都在看着天幕，这让他如何自处。
此时还在商讨，地没有真送出去，他拉不下脸，却也不敢再强硬地推行割地政策了。
苏轼无奈苦笑，新党当政时他反对新党，旧党上来了，他又开始反对旧党了。
司马光想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但刚回朝的苏轼始终跟他唱反调。
经过了民间的“磨砺”，苏轼已经从当年那个不解民情的官员成功蜕变了。
他认为差役法利国利民，于是全力反对废除，还调侃司马光，“您这么做，就像两个鳖互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意，问：“王八还会打架，这么神奇？”
苏轼回答：“这有什么神奇的，你不就是这样吗。”
苏轼在讽刺司马光胡乱打压新党，像乱蹬腿的王八。
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起来。
两人争执不休，司马光铁了心，非要废除差役法。
苏轼气极，下朝回家后大骂：“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结果，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废除了差役法。
消息传到江宁府，王安石在确认无误后，无奈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气得往床上一躺，不吃不喝。
没过多久，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就此病逝。
苏轼叹气，天幕这一遭，希望这头司马光这头倔牛能清醒点吧，别再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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