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能做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让上下阶层之间流动下来，而不是固化成两个自成体系的东西。
阶层固化，就是所谓“绝天地通”。
一个是地，一个是天。
一个宛如尘埃，一个高高在上。
生来富贵，则永远在上。
生来贫贱，则永难出头。
下层需要机会，需要一个超越自己阶层的机会。
上层中的庸碌者，也必须有掉落阶层的可能。
能者上。
庸者下。
科举是一个途径之一。
关键不在于考什么，关键在于公平。
而若考试内容是可以推动社会前进的东西，那这个社会就会前进。
若考试内容是阻碍前进的东西，那这个社会虽然造反变少了，但仍旧会限入停滞。
当社会停滞之后，其所给下层提供的向上跃迁的机会就会变少，从而再次不可避免地引发激烈的反应。
最激烈的自然就是民变，就是起义，就是改朝换代。
刘备想的虽然有些远，但其实都在一瞬间，他对韩遂及众文武道：
“羌氐出自中国，本华夏之民。
因所处偏僻，逐渐忘记华夏礼仪。
其亦朕之臣民也，当使其重习汉仪。
卿等治民理政，须一视同仁，不可歧视偏袒。
编户入籍，当因地制宜。
其地适于耕种者，耕之，适于放牧者，牧之。
不可一味蛮干硬干，须因势利导，春风化雨。
羌氐与汉民无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只要卿等持以公正，彼等自然归化，万无抗拒之理。”
韩遂等齐恭声道：“臣/末将谨遵圣旨！”
韩遂又道：“陛下有此旨意，不出数年，羌氐将尽为朝廷子民，无复叛矣。”
刘备没有这么乐观。
他虽然有此旨意，但施政的乃是各级官吏，这些官吏现在大都是传统汉人，会把经念成什么样，刘备实无把握。后世历朝历代，边郡官吏欺压边民之事层出不穷，边民憨直，或者说傻，比较容易被欺骗、被欺负，这些胥吏略施小计，便可将边民欺负得求天不应、求地无门。
班彪曾说：“羌胡……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虽然不是皆为此，但被欺负而反叛，应该是蛮夷寇乱的原因之一。
公元77年，章帝时，“安夷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县某县吏看见一名羌人的妻子漂亮，将其抢掠回家，羌人怒杀县吏。县长宗延大怒，追杀该羌人出塞。卑湳种害怕全族因此会被朝廷诛杀，起兵攻杀宗延，然后索性与勒姐、吾良二种联结为寇。
那可是明章之治时期，就有这种事件发生。而这种事件不可能是个案。
内郡汉人遭受这种欺压，或许就忍气吞声了。
边郡羌人生性粗野好斗，则直接拔刀而起。
刘备看多了历史，深知从来没有能够掌握一切的人，从来没有一辈子英明神武的皇帝。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掌此一国，更应该谨慎。
如果肆意放纵，妄自尊大，后世隋炀帝之事就在前面等着自己。
讨论完对羌氐的大政方针和长远战略，又讨论阎行、张猛、宋建之事。
韩遂跪下道：“贼首阎行久从于臣，臣深知其性，本非悖逆，无有野望。
如今只是骑虎难下，惧朝廷之诛，而拥兵自保。
陛下若肯赦免，一纸诏书，即可将其召至御前。
请陛下明察。”
阎行之妻死后，韩遂将自己小女儿嫁给了阎行。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利益纽带。韩遂既投了刘备，也不希望阎行牵连到自己，说服其归降是最佳选择。
刘备道：“韩卿请起。阎行若能归降，固是好事。
然其杀我将士，血债累累。
其降能否贷其一死，尚待讨论。
奉孝，卿有何意见？”
凌充、许晋、姜叙等可以说是都死在阎行手里，刘备心中是有些犹豫的。
凌充属于军谋部密谍司，是郭嘉的下属。故刘备询问郭嘉意见。
郭嘉道：“阎行虽负血债，罪不容诛。
然，其起初受命于上，两军交锋，乃是公战，非是私仇。
如今拥众也是为形势所逼，非其本意。
阎行有勇力，名闻羌氐。若能收降，对朝廷收服凉州民心大有帮助。
其现处金城，位于陇西宋建与武威张猛之间，臣以为，可令其戴罪立功，协助田将军削平宋建、张猛。
若能立功，可将功折罪。
若不能立功，再行诛杀不迟。”
刘备点头道：“卿能识大体，朕心甚慰。”命中书丞为卫觊起草诏书。
卫觊就在帐中研墨执笔，一挥而就，呈给刘备。
刘备看了，道：“甚佳。不必改了，用玺吧。”
符玺丞取出玉玺、朱泥，盖印。
中书舍人将诏书装入匣中。
卫觊已将诏令内容重新誊抄一份，用于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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