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来，王霖泊该是自己的长辈才对，王况的况来自后世，而非这个时候，所以，真细论起来，王况要小王霖泊许多辈，只是王况并不打算出手对太原王家奥援，哪怕是万一，在王况的心里，太原王家最好还是按原来的轨迹去发展，是啊，万一真的因为太原王家的改变而影响了自己呢？
说真的，嗯，指挥一支水军，确实是比较过瘾，可王况不敢，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被人抓了小辫子呢？现在是不会，以李老二对有功之人的性子，他到死也不会追究这个事。但李老二走了之后呢？所以，即便是李业嗣挑明了说让王霖泊听自己的，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所有的命令，还是要通过李业嗣去下，自己只是建议李业嗣该如何如何做，没错，是建议。
随同王霖泊来建安的还有两名老船匠，而随着楼船到闽县的还有一大帮的工匠，当两个老船匠被叫了来见王况的时候，王况就知道李老二的意思，这是要在闽县建个船场了，而让老船匠来找王况，估计也是李老二的意思，授意李靖指派的，想看看王况究竟有没什么新办法。
船场的位置想都不用想，东治港（福州马尾）就是了，那里可是天然良港，位于闽江与乌龙江交汇处，扼守住了整个闽江口的交通要道，港口两岸重山环抱，即可登高了望，又能依托高地对港口实施护卫。
前晋时期就已经设立了东治港，由此可见东治港的重要性，东治港内原本就驻扎有一支由几艘小楼船组成的水军，为的就是防止海贼袭扰，那支水军肯定是不能动的，也不是属于福州镇将管，而是属于江南道镇军总管直接指挥。
想来这两个老船匠也是听过王况的名头，见了王况，虽然听王况说想改进一下楼船以便利于海上行船，心下是不信的，但脸上可丝毫不敢表现出来。王况是散官，管不着他们，即便王况是个实职的官员，比如说刺史一类的，但他们是属于军系，不属于文官系，文官再大，充其量不过也是只能喝斥几声，拿军官是莫可奈何的，要问罪，还得走兵部。
王况也不跟他们废话，当即将前些时间和李业嗣讨论后做的两个简易模型拿了出，让李业嗣的亲兵扛了一大盆水来，将模型放到水中，让那俩船匠去试着将模型推倒。
两个模型都只是用几块木板拼成个简易的船的样子，中间树了根当做桅杆的筷子而已，其中一个，在筷子顶上轻轻一推，船便倾斜得很厉害，再一用力，就翻了；而另一个，用了两倍的力，船只是倾斜了一点点，想要将船推倒，就需要更多的力，两个老船匠试了半天，心下暗惊，拿起那个不易倾翻的模型来看，却见在其船底上绑了一块铁块。
这俩老船匠都是造船老手了，一见到铁块心下就明白了过来，道：“奉议郎此举，倒有压舱石的效果。”
有时候，新技术和老技术只隔了一层纸，轻轻一捅就破，当捅破了的时候，旁人心中基本都会想：原来却是如此简单。但在捅破之前，却是很少有人去想。就如同雕板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区别一样，同样是刻字，一个是在一整片的版面上刻，一个是分开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刻，但其中的区别可就很大。
王况是深知这点的，以前在学历史的时候，书上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以泥刻字，但因为泥字的保存不易，一直没有考古发现，所以活字印刷术一直是饱受质疑的，一直到了在客家发现了木活字，质疑声才停息下来。
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毕昇当年为了掩人耳目，保护技术不外泄，所以对外宣称是用泥做活字，而实际上使用的是木活字，木活字比泥活字要简单得多，泥刻字后再拿去烧，基本上都会变形，成品率极其的低，王况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开的瓷窑里玩，就和朋友实验过，做了一百多个泥活字，请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烧，结果出来的成品只有一个。其他的不是开裂就是字体或者字模变形，根本不能用，就那个唯一的成品，字面也是不平整的，根本无法拿来印刷。
而木活字不同，字模做成后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存在变形之说，即便是开裂，那也是使用时间长了后木头的自然开裂，换一个就是了。
试想下，毕昇做为一个雕版老手，常年接触的都是木头，对于在木头上刻字那是轻车熟练，怎么会舍近求远，不会第一时间考虑用木头做模而去用他根本不熟悉的泥做字模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嘛。按照惯性思维，毕昇肯定是第一时间去考虑怎么用木做字模的。
因此上，将压舱石改成铁块，从舱中移到舱底看似简单，但带来的变革却是不少，首先将底层的船舱空间省了出来，那么在甲板上就不用再造那么多的船舱，一应物品都可以放在底舱，又进一步的降低了重心；其次，因为不用再建那么高的船舱了，船的高度也可以降了下来，这就延缓了被敌人发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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