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用唐俭回答，李世民早就知道铸钱的本钱巨大，先不说铜的损耗，光就是每十三枚铜钱就要用掉一个泥范（浇铸铜钱的详细情况，大家可到网上查，每模十三钱是极限），而做泥范又是个精细活，得熟练的工匠做得的泥范成品率才高，一个工匠一天顶了天的能做出一百个泥范就是好的了，而培养一个工匠的耗费也是巨大。
而钱价却是与铜价相当，如果钱价高过铜价太多，则会有私铸钱的大量兴起，导致铜钱贬值，可以说，目前的一枚铜钱所用的铜量，那也是经过多次验证比对后才确定下来的，只有这个分量，才不会有人愿意去私铸铜钱，谁吃饱了撑的干这亏本的买卖？只有那些需要大量铜钱，而又一时间难以兑换出来的人才会不得不去私铸铜钱，不是所有的商家都能跟各大世家及王况的产业一样，吃了豹子胆，铜钱也要，银子也敢收的。
而朝廷也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对世家大阀们的作为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如果银的产出要是够的话，李世民还更愿意全部用银来取代铜钱了，之所以要规定必须用铜钱交易，还不是因为银子太少？可以说，大唐每年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有很大的一部分就这么被铜钱这个无底洞给吃了。
现在有了机会，有了用银钱取代铜钱的机会，李世民心里其实很是想抓住的，大唐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天天嘴上挂着仁义道德的朝廷，李世民就更是将开疆拓土作为他所追求的功绩，以前是不知道哪里产银，想打也没个目标，现在好么，知道哪里产银了，而且又有了个出兵的绝佳借口，再不抓住来，那就是傻子了，只是他作为帝王，面子上还是要讲一讲的。至于说现在长安传言说东灜产银，李世民决定等退朝后，让李治去问问王冼，要说这传言里没有王家的影子，他才不信呢，怎么这么巧，你这边上奏折建议打东灜，那边就传开了东灜产银？
李世民想抓机会，唐俭却比他还想抓机会，作为从劝谏李渊起兵反隋的一大功臣，唐俭骨子里比其他文官好战得多，自他投了李唐以来，每次碰到打或不打的争论时，他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站在打这一边的，当初刚太原起兵不久，攻打霍邑之时，天降大雨，连日不绝，唐军粮草不继；偏又祸不单行，此时又有流言说是突*厥乘虚而入兵临太原城下，一时间军心浮动，就连当初也是主战派的裴寂也劝李渊罢兵回太原防守，就是唐俭力排众议，力谏李世民主战，结果使了一招引蛇出洞，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霍邑轻巧的拿下。
因此上，唐俭就是以劝战而起家，并同样以劝战而发家的，本来么，他都是在大家反对开战的时候才会跳出来说要开战，今天没人反对，他自然也就乐得清闲躲一边看热闹，哪知道程知节却是知他好战，别人不挑，就专门挑了他出来。如此一来，文官中的领军人物里，至少有一半是主战的，那么发兵就不可避免了。
李世民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很是赞赏的瞟了一眼程知节，这个老家伙，越来越会知机了。
唐俭这个时侯是以中书侍郎领的民部尚书，按说这铸钱是属于工部管，但工部同样也是归他管，所以王况得知后，就说了一句“所谓民工尚书便是如此了”，结果就传了开来，时人都称唐俭为“民工尚书”而不是称呼他为相公，程知节故意说他是“尚书”就是挤兑他这个称号，只是大家都不知道“民工”其实在王况心里有另一个意思。
“禀陛下，这铸钱之本，每百文超过百二十文却也没错，但是铜钱的运送和保管却也是所耗巨大，车马人手，押解的兵士，无一不是用度惊人，因此这铜钱从铸造到流散到市上，所需的本钱，早就超过了百三十文了，如若以银钱替代铜钱，则每年我大唐可因此而省下许多的开支，从此国库充盈社稷无忧了。”既然点将点到了他头上，那么唐俭就不能不急了，每次工部尚书阎立德总找他抱怨，希望他能从民部多拨付一些给工部，反正对唐俭而言，都是你管的，不过是从左口袋挪到右口袋而已，没什么区别。
而阎立德又是魏王李泰之岳父，加上两人的爵位一样，都是郡公，唐俭也不好拉下面子来训斥，只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现在好了，有着这么个大好的机会，以后不用再天天听牢骚了，他当然也要及时的抓住，因此，明明程知节说的是连运费算在一块每百文才超百二十文的成本，从他口中出来就成了超百三十文。
唐俭心里笃定得很，皇帝要战的心其实早就下好了的，所缺的只是个“民意”和借口，只是需要朝中重量级的臣子为其造势，而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他们一看就是支持发兵的，不然他唐俭也不会躲一边看戏去。好吧，既然把某给揪了出来，某就把火烧旺一些便是了，反正他这话出口，阎立德绝对不会跳出来反驳挑刺的，要挑刺，那以后就他自己解决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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