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被轰得远远的，而且不经过敌国同意就不能回来的同时，“撤退”的敌国军队却可以无限期地自由自在地在上海街头游游逛逛。
在列强调停和监督下签订和执行的这个停战协定，给冲突的中日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
不过实际上给中国的五十大板是打得结结实实的，入肉三分，给日本的那五十大板却连在耳边吹的微风都算不上。
停战协定所酿成的恶果到1937年时终于尽显无遗。
首先，在SH市区和整个淞沪地区，中国没有也不被允许驻扎正规的国防军，而只能保留规模有限的地方保安团和警察。
在当时的上海，有华界和租界之分。
租界也就是外国政府根据历史上签订的中外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境内“租借”的土地。
上海租界分为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两大区域。
这两部分区域拼在一起，便构成了SH市区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工商业最为发达最为集中的地带。
在租界里，中国政府既没有行政权、司法警察权，当然更没有驻军权。
SH市的华界中国本来是可以驻军的，但是从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中国政府便在事实上失去了在SH市区派驻军队的可能。
从1932年夏季19路军调走之后，五年间再无一兵一卒进驻过上海。
在这里的武装力量，就只有SH市公安局所属的上海警察总队（约相当于1个团)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的保安总团2个团的兵力。
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几千名只配备有轻武器的保安队、警察用于维持治安大概还凑合，指望担负起真正意义的防务显然绝无可能。
事情的糟糕之处还远不止如此。
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长江的入海口，强有力的对海防御对于上海的安全有什么样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
3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的海防建设却约等于0。
从地图上看，上海和淞沪地区背靠江苏、浙江两省，面临东海，形成了一道被长江口和杭州湾夹在中间的凸形海岸线。
自北向南，从江苏太仓到宝山县境内的小川沙的这一段长江岸线，是上海对海防御的左翼。
从宝山狮子林到吴淞口和白龙港，正对着长江口的南岸，居于上海对海防御的中间地带。
从白龙港经金山卫再到浙江的乍浦，为上海对海防御的右翼。
连接这左中右三翼的海岸、江岸线总长度约350公里。
其中乍浦、金山卫、白龙港、吴淞口、川沙口、浏河口等处的地形都相当适合海上来犯之敌登陆和战役展开。
中日两国海军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国军没有任何可能在海上阻止日军的登陆企图。
一旦中日两军在上海地区爆发战事，日军必然会凭借其压倒优势的海军为其提供的机动性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点实施登陆。
对此，中国唯一的对策大概就是在这些关键地段构筑大量坚固工事与岸防炮台，来拖延日军的登陆，为主力投入反击作战争取时间。
然而在这些对上海的安危极为重要的方位地段，中国却不能构筑任何形式的防御工事体系，甚至连小规模的步兵的观察哨位都没有。
至于位于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吴淞要塞区，尤其是吴淞狮子林炮台，在“一二八”就已经遭到日军的破坏。
后来虽然有重新整修的打算，但因客观条件限制直到现在仍未动工。
与防御极为薄弱的中国方面相比，日本在上海反而有齐全完备的军事设施和相当规模的兵力。
此时，日军在上海部署有海军第3舰队指挥下的上海特别陆战队约2500人。
日军的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设在北四川路终点与东江湾路之间。
这是一座钢筋水泥建筑，高大坚固，集兵营、炮兵阵地、观察所和军火库于一体，成为日军在沪防御体系的一个中心要塞。
以这个司令部为核心，日军在整个上海地区辐射出80余处据点和军事设施。
这些据点和军事设施广泛分布于虹口、杨树浦、沪西和浦东地区，构成了一个完备、坚固的防御体系。
除了几千名海军陆战队以外，日本海军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上的兵力也同样不容小视。
日本驻华海军舰艇统一编成第3舰队。
由于中国海军实力薄弱，日军并不需要在中国境内部署较大较强的主力舰艇。
以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出云”号为旗舰的第3舰队所属的舰艇大多是些老旧的非主力舰和适合在长江内巡航的浅水炮舰。
当时在长江上活动的日军舰艇主要是其第11战队所属的12艘内河炮舰。
可悲的是，就是这些并不能算很强大的舰艇，却可以沿着长江航道从上海到宜昌到重庆，自由往来通行无阻。
基于以上日军强大的军力支撑等种种原因，特高课总部在上海的活动几乎是处于一种半公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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