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下，方茁说话没了顾忌“首先我并不否认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当下，政法委承担了整合解纷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这既为社会所亟需，也为执政者所倚重。但是国家明确规定政法委的工作应该仅仅是政策性的工作，不能代替政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它应该只负责宏观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是总体性的、综合性的，绝不能伸手代替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但现实情况却是：在一些地方政法委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名义上是协调，本质上却是指示的做法，直接给司法部门施加压力，要求执行其意图，这势必会对法院的公正审判造成消极影响；还有一些以监督为名的干预已经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干预无法区别，且作用力或者说破坏力更大。谁也无法保证通过外部监督启动司法程序会不会成为钱权交易或权力交换的内容。还有政法委作为司法部门的监督者，那么又由谁来监督它呢？历史实践早已证明，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滥用权力的根源。政法委协调案件查处的权力，如果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就容易异化为一种权力的滥用。而且《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那么政法委所谓的协调、指导算不算干涉呢？好果是干涉的话，那岂不是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以吗？这不是违背了我们的法治精神吗？”
方茁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段话之后，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端起酒朝胡文霆示意了一下，自己就喝上了。胡文霆只好也喝了一口。说实话，方茁刚才说的这些，他还真没仔细去想过。作为学生，从书本上或者公开资料上看到的大多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哪怕是研究生毕业时的调查报告，也大多是一些浮于表面的东西，难怪人家会把大学校园称作象牙塔。
也许是在内心憋了太久的缘故，方茁急于找人倾诉，所以也不管对面只是他的学生，不一定能理解他所说的，他还是接着往下说：“宪政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宪政即依宪治国，通过树立司法机关的最高权威，合理配置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达到约束权力、监督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目标。目前，由于我国的体制建设还不够成熟，立法、司法、执法机关权力之间实际制衡效能有限，这也是当前政法委存续的制度缘由之一。但它却在实质改变了现行宪法确定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间的内在职权配置格局，或者说是一个削弱或损害公权力配置的格局。因此不论是从现阶段的还是中长期的考虑，我们都只能朝强化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结构的配置与建设或改革的方向展开，而不是从加强国家权力结构之外的力量——政法委自身着手。
所以我个认为，对于政法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式的改革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治标，使政法委能更好地接受人们对政法工作的建议和投诉的作用，使它成为公民接近司法的一条消防通道，当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宪政结构不完善时，政法委的合理性介入，必须以正视自始存在于由执政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元素构成的公权力格局中的内在张力为前提。政法委也要支持政法机关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不插手、干预司法机关正常的执法活动，不代替政法机关对案件定性处理，不指派政法机关处理法定职责以外的事务。如若无视此种“张力”以及形成于其上的相互博弈，势必会有损于既有公权力结构的宪政地位；触动这一底线，无疑违背中共“依法执政”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要治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升立法、司法、执法机关的正义推进效能，积极推动司法改革，理顺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完善诉讼程序，合理设计审级结构，有条件的实行三审终审，树立公民关于司法终局的观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从而使政法委本身不再被“问题化”。政治体制日益推进完善时，政法委对国家权力格局的影响应当日益减小；当国家宪政体制完善之日，政法委就应当功成身退，按照宪法的精神回归其只管党务事务之本位。正如建国之初，董必武对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未来命运所思考的那样，“至于政法委员会本身，除了‘指导与联系’政法各部门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工作，在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建立与加强之后，政法委本身即将逐渐被否定。
所以说，政法委现在是处在一个风口上，有支持它继续存在的，也有主张撤销它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在短期内废除政法委制度的想法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小胡你可以先到那里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人脉资源后，就找机会离开这个风口单位，到其它能为老百姓干些实事的部门去。”
一边聊一边喝，很快地一瓶酒就见底，菜却基本没吃几口。看到酒瓶空了，方茁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准备再去拿酒，胡文霆赶紧扶住他“老师，差不多了，不喝了吧。”方茁想了想，重新坐了下来，没有再去拿酒，胡文霆的心才放了下来，方茁应该没喝多。如果喝多了，一会师母回来可没法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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