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卓，字枚世，是新蔡渔阳人。从小就向往那种豪放不羁的生活。
太兴年间，他想去吏部任职，可常常因为喝酒误事。
隔壁屋的郎官酒酿好了，毕卓喝醉了，大半夜跑到酒瓮那儿偷酒喝，结果被管酒的人逮个正着。
到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毕吏部，赶紧就把他给放了。
毕卓倒好，拉着主人就在酒瓮边上摆起宴席，付了酒钱，喝得酩酊大醉才走。
他还老跟人说：“要是能有装满几百斛酒的船，四季的美味都放在床头，右手拿着酒杯，左手拿着蟹腿，一辈子在船上喝酒，这一辈子就值了。”
就因为太好酒，常被人笑话。
乐广听说后笑着说：“遵循礼教也能有乐趣，何必这样呢。”
当时何晏那些人推崇老庄学说，说天地万物都是以“无”为本。
这“无”啊，能创造万物，啥时候都存在。阴阳靠它变化产生，贤人靠它成就品德，
所以“无”的作用，啥时候都很重要。王衍那帮人就特别喜欢看重这个，结果朝廷里的士大夫都把荒诞放纵当成美事，工作都不好好干了。
裴頠，字逸民，这人高雅有远见，知识渊博，精通古代学问，年少时就出名了。
御史中丞周弼看到他就感叹：“裴頠就像个武器库，各种兵器都有，是当时的豪杰啊。”
后来升到侍中。乐广有次和裴頠谈那些玄虚的话题，想说服他。
结果裴頠说得头头是道，内容丰富，乐广只能笑着不吭声，说裴頠是辩论的高手。
那时候风气就是崇尚放荡，不尊重儒家学说，追求虚浮，不把礼法当回事，光拿俸禄享受宠爱，当官不干活。
王衍那些人声望太高，大家都不看重真才实学，都跟着学，道德教化都荒废了。
所以裴頠写了《崇有论》来纠正这些弊病，大家虽然觉得有道理，可也救不了当时的局面。
他的理论大概是说：利欲可以减少但不能说没有；事务可以节制但不能说不存在。
那些清谈的人老说有形的东西不好，一个劲夸空无的美妙，于是轻视治理世事的事务，看不起功利的作用，推崇虚浮的事情，贬低实干的贤人。
人们都跟着这样，追求名利。于是说话靠着虚无，还说是玄妙；当官不认真履职，说是高雅超脱；对待自身不讲廉洁操守，说是旷达。
所以违背吉凶的礼仪，忽视仪表举止，扰乱长幼的次序，混淆贵贱的等级，啥坏事都干得出来。
万物的产生，是因为有各种实体存在。所以心不是事，但做事必定由心来主导，不能说心是无；
工匠不是器具，但制造器具必须靠工匠，不能说工匠不存在。
这么看来，成就有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虚无对已有的万物有啥好处呢？
之前元康九年，惠帝上朝，大臣们都来了。
朝贺完了，太子洗马江统因为中原一半都被外族住着，匈奴刘渊在晋阳，羯戎石勒在上党，羌人姚弋仲在扶风，氐人苻洪在临渭，鲜卑慕容廆在昌黎，而且他们种族越来越多，担心会出变故，就上表说：
“戎狄这些人，长得像人，心却像野兽，应该早点断绝源头，不然肯定会扰乱中华。”
惠帝没听他的。江统又写了《徙戎论》来警告朝廷，呈给惠帝。
惠帝看了说：夷蛮戎狄这些外族，住在偏远的地方。
大禹平定水土后，西戎就叛变了。他们本性贪婪，凶狠残暴没人性。
四夷当中，戎狄最厉害。他们弱的时候就乖乖听话，强的时候就侵略叛乱。
像汉朝高祖那么厉害还被匈奴困在白登，孝文帝在灞上也遭遇险情。他们弱的时候，在元帝、成帝时，单于还来朝拜。这都是现成的例子。
所以有道的君主管理夷狄，只要防备好，正常防御，就算他们低头称臣，边境也不能不坚守，要是他们做强盗侵略，也不用大老远出兵去打。
只要境内安稳，边境不被侵犯就行。魏国刚兴起的时候，和蜀国分开，边境的戎族，两边都有。
武帝把武都的氐族迁到秦川，削弱敌人增强自己，抵御蜀国，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办法，现在已经尝到恶果了。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帝王住的地方，没听说戎狄适合住在这儿。
不是我们同族的，心思肯定不一样，趁着他们衰败，把他们迁到京城附近。百姓们看他们弱小就欺负他们，让他们怨恨到骨子里。
等他们人口多了，就会心生歹念，凭着贪婪凶悍的本性，带着怨恨的情绪，一有机会就造反。而且他们住在境内，没有屏障阻隔，能偷袭没防备的人，抢夺散在野外的财物，
所以能慢慢壮大，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狗和马养肥了还会咬人，何况是夷狄，能不造反吗？只是现在他们还弱小，没那能力罢了。
治理国家，担心的不是人少而是不安定。四海这么大，百姓这么富，难道非得有夷狄在境内，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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