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成为经济特区也是好的。
无论目标如何，都需要弘治的支持。
朱厚照甚至向弘治提出了通过天津开展海上贸易的设想，
并详细描绘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
弘治心想，太子这是要解除海禁啊。
还好弘治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守者。
当前朝廷的财政状况不佳，
若能充实国库，解除海禁也未尝不可。
正如太子所说，即使有禁海的先例，走私依然存在，不然土豆和玉米从何而来。
但祖宗之法在前，解除海禁的阻力实在太大。
这不是太子想解就能解的。
现在他在皇位上，太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尝试，自己还能为他承担后果。
如果现在阻止太子，不让他尝试，
等到太子继位后再胡来，那时就没人能为他收拾残局了。
而且太子敛财的本事确实不错，当初只给了他十万两，现在他已经向朝廷捐献了十几倍的钱。
不过弘治提出反对意见，明代勋贵的封地仅提供俸禄，并无实权。
给钱进封为天津伯并没有太大意义，对开放海禁的帮助微乎其微。
朱厚照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父皇，您应该知道什么是投献吧。”
弘治听了皱起眉头，投献就是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名义上赠予有功名或贵族，自愿成为别人的奴仆。
这是一种规避明朝税收法律的行为。
弘治对此深感厌恶。
举例来说，农民如果收获了一百斤粮食，原本应向国家缴纳二十斤税粮。
但若将土地投献出去，他们就能免于向国家缴税，只需向士绅地主交十五斤粮食。
这样一来，国家就无法收取那二十斤的税粮，
并且农民变为奴仆后，还能逃避徭役。
因此，国家减少的税收转而压在了老实耕作的农民身上，他们要承受更重的税赋和更多的徭役。
这些农民不堪重负，最终也会被迫参与“投献”。
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形成，地主士绅越发富裕，朝廷却愈发贫穷。
有人或许会问，朱元璋制定国策时为何会出现这种失误？
实际上，朱元璋最初的政策是合理的，只是执行得不好。
朱元璋规定，正一品文官最多可拥有1000亩免税田，这是个人免税田的上限。
正一品官员仅1000亩，级别越低的官员依次减少，全国加起来免税田又能有多少呢？
然而，所有官员都会隐瞒实际的土地数量，明朝后期这种隐瞒现象更为严重。
谁要是敢于核查土地数量，就等于与全国的官员士绅为敌，
连皇帝都不敢去查。
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位勇者，名叫张居正，他敢于查清土地。
张居正是个杰出人物，官至首辅，权倾一时。
张居正在世时，他的土地核查政策执行得很顺利，但他去世不久即遭开棺鞭尸，家人也被流放。
据说，他的家人中有数十口饿死，尸体被野狗吞噬。
朱厚照多么希望能有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在身边，那样朝堂上的大臣们都将被治理得服服帖帖。
可惜的是，张居正的出生还早二十年。
弘治不明白为何太子会问他是否了解投献。
朱厚照揭示了他的计划。
他打算扶持钱进来成为天津最大的地主，替换天津的官员为亲信。
这样可以减少朝廷上的反对声音，朱厚照便能在天津自由行事。
弘治对朱厚照的创意感到惊讶，这些奇思妙想从何而来。
然而，钱进来日后名声必定会很差，成为众人的攻击目标。
朱厚照毫不在意，认为未来的岳父大概不会介意。
况且有寿宁侯张鹤龄这样的外戚分散注意力，问题应该不大。
弘治无言以对，太子总是利用外戚来施展计谋。
但目前大婚的程序还在进行中，钱进的天津伯封号必须等到大婚后才能正式授予。
朱厚照提议，如果弘治皇帝担心花费，可以增加免税田的赏赐额度。
弘治顿时语塞，这分明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岳父谋取利益。
然而，免税田的数量是有法定限制的，如何能随意增加呢？
朱厚照建议，可以借在天津试验土豆和玉米田的机会，多赏赐一些。
由于土豆和玉米种子有限，不能立即全国推广，而且新作物可能会遭遇百姓的抵触，天津的大规模种植便于管理和宣传。
弘治认为这个主意可行，但需要与朝臣商量。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开始和太子一起寻找朝廷制度的漏洞了。
弘治催促朱厚照去忙自己的事，不要打扰他批阅奏章。
萧敬似乎也被太子影响，而他自己也有被影响的趋势。
朱厚照解释，近期他很清闲，按太子大婚的规矩，他现在不能见钱梦竹。
实际上并非不能见，通常太子在大婚当天才会见到太子妃。
朱厚照是个特例，他的太子妃是他自己挑选的。
规矩甚至限制了他的行动，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筹备皇太孙的事宜了。
弘治建议，如果太子真的无事可做，就回西山去看看新种的土豆，别在眼前碍眼。
朱厚照感到不解，刚才还聊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被父亲嫌弃了。
不过，他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西山检查玉米大棚了。
玉米应该快要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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