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15日下午5时36分，程延准时站在345次列车的第13节车厢前查看上车的旅客，正如站在一号车厢前的藤野乘警长一样。
也果如他与交通员李玉贵所约定那样，李玉贵在火车检票号就与一大堆人一起挤到了这个车厢口来。
这张票是李玉贵早在三天前就买好的，作为潜伏着的铁路警察，按组织的保密规定，程延除非紧急情况，否则绝对不能与要护送过路的同志联系的。
甚至他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他所要护送的人，每一次护送都会有一个主要交通员跟他对接。
李玉贵就是这次护送任务员中，他的上线专门安排的交通员。
从大连北站一直到新京，这长达千里费时近三十个小时的程中，只有李玉贵知道他是我党的同志，同时也只有李玉贵知道究竟有谁是他们这一次所护送的人员。
而程延要做的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为自己人解决麻烦排除危险。
这种安排既是为了保证被护送同志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这个费尽心力才潜伏到满铁铁路警备队的战友的安全。
毕竟谁也不知道被护送人员是否会有敌方潜入人员或者将来是否会有叛徒，交通员身份都是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撤离，而乘警一旦暴露损失就实在太大了。
这是长期血的教训经验的总结！
当然程延也知道，这一次护送任务的交通员绝对不止李玉贵一个。
至少他在第一次车厢巡逻中就在七号车厢看到了另一个交通员李玉贵的侄子李东山。
至于其他人都不是他所认识的，虽然有几张熟悉的面孔，但究竟是自己人还只碰巧，程延按照组织规定既不能问，也不能主动跟这些人打招呼。
甚至这次因为护送人数较多，是不是有专门的武装人员，都是程延所不知道的，毕竟他只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个环节。
而有这两个经验丰富的李氏叔侄作为此次行动的交通员，程延相信他们能够应对绝大多数突发情况。
在满铁铁路上，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与铁路警备队的规定，短途车应该至少有两名乘警，而做为长途车则至少要用四名乘警。
345次列车是从大连北站直到新京站的重点列车，所以乘警平时就有六个，其中乘警长由日本人藤野一郎警尉担任。
作为一等警长，程延担任着藤野一郎名义上的助手。
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助手，是因为在火车上还有至少四名便衣，便衣队长张富贵才是真正的二号人物。
但无论是张富贵也好，还是藤野一郎也好，程延经过这半年都已经处得比较熟了。
很多时候，程延会以带旅客或者走私物品为由与便衣队互相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便衣队是没有固定工资，每次更会在运输紧张的时候倒一些火车票，甚至直接带人带货，这个张富贵就必须跟他这个满警身份的制服警察搞好关系。
所以最需要提防的便衣队，程延反而是并不担心。
他担心的是中途站点多达上百个，有时候不知道哪一个站点会上来宪兵检查，这才是真正的麻烦。
不过他跟整个交通线的人早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案，比如这一次护送人员中除了他认识的两个交通员外，还会有一些打扮成商人甚至小偷流氓的人，一旦见势不好，他们会在火车上制造一些麻烦，然后程延就会立刻想法将宪兵、警察、便衣的注意力给分散到那里。
而我方人员则会按照交通员的引领变换身份或者转移到其他车厢，或者直接在中途小站下车，最紧急情况下跳车也有可能。
当然最极端情况下，程延这个潜伏的警察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有时候甚至直接开枪，保护过路的同志，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一次。
两个月前，就有一个同志被便衣发现了些许问题，还没等掩护的同志采取措施，便衣们便一拥而上将那个暴露的同志抓到了车尾的行李车中关押。
此时程延在与便衣一同押送时故意拖延时间，然后交通员李东山就趁着只有两个便衣押送之机，偷偷靠近并在到达行李车厢之前打死了一个便衣、打晕了一个便衣，救出了自己人，然后让他们跳车逃生。
但这一次也实在凶险，程延事后经历了好几次审查才脱身，这还幸亏当时在另一个车厢的交通员李玉贵制造了混乱。
而程延又在人员被救时同时让李东山给了自己一枪，让人误以为他也是受伤人员。
至于李东山的枪，当然是程延提供的，程延在火车上还藏了一把枪，每次上车他就会将进站时被鬼子检查的手枪给收起来，而将那支手枪给带上，这样就算鬼子检查到他的手枪也不会怀疑到他。
只是那一次为了保护自己人跳车逃生，那支手枪他直接给了自己人，然后又谎报自己手枪被抢，总算过了关。
但他过后又不得不花钱重新买这现在使用的这把手枪，至于原来那把手枪，他只好趁人不注意拆分后从车厢间的厕所窗户丢到了火车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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