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新川后，程延一刻也没有耽搁，他立刻转身朝着何清所在的方向走去。心中对刚刚新川所安排的工作充满了愤怒和不满。
“这到底是谁设计的价格表？”程延暗自思忖着，“这个人简直就是个毫无良心、丧尽天良的家伙！”
他越想越生气，甚至觉得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的道德底线。即使是那些在黑龙江地区声名狼藉、恶名昭彰的土匪头目——比如传说中的座山雕——来到这里看到这份价格表，恐怕都会感到自惭形秽吧！
程延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贪婪和不择手段地制定这样一份离谱的价格表，这让他对人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难怪满铁这两年腐败堕落如此之快，就连藤野这样廉洁的人都坚持不住了。
“一个二等站副站长的赎身费（日本称之为退赃金）居然要十五根金条，一个火车乘警长要五根金条......他们真的是太高估中东铁路干部们的工资待遇了！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过，1932 年以前的满铁同级别干部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这样一笔巨额款项吗？
先不说其他人，就说新川这个级别的职位，差不多相当于二等站的站长了吧，但就在一年之前，他又能否拿出这么多钱来呢？连藤野警长这位日本人，在一年前甚至都已经穷困潦倒到需要借钱度日的地步了。
他们尚且如此，那些在满铁工作的中国人就更不用提了。想想看，自己的父亲不过是个三等站的副站长，哥哥程大力则只是一名火车司机而已，两人的工作年限相加足有四十多个年头，可他们辛苦积攒下来的所有财产，除了那座大房子以及上百亩土地外，其余的全部家当恐怕都难以凑齐五根金条啊！
事实上，满铁干部们的生活状况之所以会有所改善，完全是得益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满铁规模急剧扩张所带来的红利效应。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铁路，它在俄国人的掌控之下始终动荡不安，局势风起云涌，甚至好几次都险些落入东北军手中。这条铁路既不像满铁拥有关东州那样拥有稳固的根基，也没有任何私利可图（毕竟在当时的中东铁路，鸦片并不是违法物品，更不用说那些熊掌和虎骨之类的东西了）。”
这九个多月以来，程延对于哈尔滨站留用满洲干部以前的工资条件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的工资水平确实要比满铁中的本地干部略高一些。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却相对较少。毕竟，即使是在满铁内部，也并非每一个宪兵队长都像新川那般拥有权势，更不是每一个乘警长都能像三四五次列车上藤野那样轻易地捞取外快！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从关内逃难至东北地区的难民，中东铁路的中高层干部们有着一个显着的特点：一旦手头稍有积蓄，便会迫不及待地购置土地。但在黑龙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地皮的价值并不高。那些肥沃得流油、产量极高的田地虽然诱人，可惜已开发成熟的土地无人问津，在这里开垦荒地又不用付出太大力气。
所以说，当遇到必须要拿出五到二十根大黄鱼这种情况的时候，绝大部分中高层干部就算把自己家里倾家荡产，都拿出来，恐怕也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这么大的一笔钱财对于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而且那些经历过九死一生才成功闯荡过关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是非常吝啬小气、视财如命的性格特点，可以说是典型的舍命不舍财类型。在个人财产方面，他们有着明确清晰且不容跨越的底线和原则。
程延的父亲程永祥曾经叮嘱过家人们，如果哪一天他不幸被土匪绑架了，那么只要对方索要的赎金超过了一根大黄鱼，那就干脆放弃营救吧！不光是他本人如此，就连程延的大哥以及程延自己还有他的两个侄子也是一样的态度。
并且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程延不止一次地与别人谈论起过这个话题，而那些跟他对话交流的各级官员干部们也都纷纷附和着说道：“还是你们大连人有钱呐！像我们这边儿，最多也就只能拿出三百个大洋而已，要是再多点，那我宁愿被土匪直接乱刀砍死切成八块好了。”
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是自我调侃，但实际上一旦落入那些比土匪还要心狠手辣的宪兵队手中，情况究竟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但说到底，没钱就是没有钱啊！如果这份工作能够保住，或许他们咬咬牙还能拿出这笔钱来，哪怕是去借钱也总还有个去处；可如今工作都没了，就算想借高利贷恐怕也没人敢借给他们了吧。
“兄弟，你这个分析还真对，就算放在新京，厅长级别的高官，能够像我家老爷子那样，眼睛不眨就拿出三十根金条的人都不多，但我家老爷子可是特务科长，那可是能要很多人家破人亡的。”何清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口猪头肉，颇有感慨地说。“我真不知道定这个价格表的人是不是真以为中东铁路干部人均都是家财万贯，还是真的穷疯了。我想大部人是没法离开这个监狱了。不过这一下子，我也终于明白前几天在站前广场枪毙人的意思了，就是给人一个吓马威，逼着家属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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