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原名孔丘，出身于鲁国，其父叔梁纥曾是一名武官，但在鲁国社会地位并不显赫。孔丘自幼年丧父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母子二人后来移居至曲阜，并在此地成长起来。童年时代的孔子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对礼仪的浓厚兴趣，常常模仿大人举行祭祀仪式的动作。青少年时期，他勤奋研读，广泛涉猎六艺——包括礼仪、音乐、射箭、驾驭马车、书法以及算术，到了二十岁时，他的学问已经相当深厚，并因尊崇西周初期制定礼乐制度的周公姬旦，对古礼有着深刻理解，被誉为“博学好礼”。
此时，怀抱理想的孔子渴望进入仕途，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形成了独特的施政理念，但最初仅在政府部门担任过管理仓储及畜牧业的小吏。尽管职位低微，孔子始终勤勉尽责，工作表现出色。
尽管仕途坎坷，但因其卓越的学识和对周礼的精深造诣，孔子在三十岁时已在当地享有一定声誉，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拜师。孔子顺势开始招收学生，创办私塾。鲁国大夫孟僖子临终前嘱咐其子向孔子学习礼仪，此后，孔子的学生被推荐给鲁昭公，并受命前往周朝故都洛邑考察周朝的礼乐制度。
鲁昭公二十年间，齐景公访问鲁国并与孔子交谈，两人围绕秦穆公称霸问题展开了讨论，自此，孔子与齐景公建立起联系。然而，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内乱爆发，三大家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联手驱逐了鲁昭公，迫使昭公流亡齐国。孔子也因此离鲁赴齐，并在齐国再次与齐景公交谈，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齐景公颇为赏识孔子，有意重用并赐予封地，但遭到齐国大夫晏婴的反对，认为孔子的政治主张难以实行。孔子在齐国两年后遭人排挤，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求助于齐景公，却未能得到有效庇护，遂匆忙返回鲁国。那时，鲁国的实际权力已落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这三桓手中，而且他们的权力又被各自的家臣所分夺，形成“陪臣执国政”的局面，这一现状与孔子倡导的“礼治”背道而驰。孔子回到鲁国后，虽有两次从政机遇，但他因不满现状，均未接受，而是专注于教育事业，广收门徒，传播学术思想。
直至鲁定公九年，孔子终于被任命为中都宰，并凭借卓越的政绩在短短一年内晋升为司空，随后又擢升为司寇，使得鲁国政治清明，国力增强。彼时，吴国在伍子胥、孙武辅佐下击败楚国，威震中原诸国，尤其是对齐国构成直接威胁。齐国自齐桓公去世后的霸主地位早已动摇，直至齐景公继位并在晏婴辅佐下逐步稳定并恢复国力。意图重振雄风的齐景公邀请鲁定公在两国边界夹谷进行会盟。鲁定公决定由时任司寇的孔子担任“相礼”，陪同参与此次会盟。孔子鉴于齐国曾经对鲁国边境的侵犯，建议鲁定公做好军事准备，鲁定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带领兵马赴会。在夹谷会盟过程中，由于孔子的智谋，鲁国在外交场合占据主动。会盟结束后，齐景公自觉理亏，归还了之前侵占鲁国的三块土地。
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推行了一项名为“堕三都”的改革，意图拆除三桓家族建造的超越规制的城堡，以削弱三桓的势力，但这引发了三桓家族对孔子的强烈抵触和怨恨。
齐国自夹谷会盟后，深切认识到孔子在鲁国的影响力，深感其留在鲁国不利于齐国利益。于是齐景公采取分化策略，一方面利用三桓与孔子的矛盾加深鲁国内部裂痕，另一方面采纳大夫黎鉏的建议，精选八十个美女组成乐队送往鲁国。鲁定公沉浸于享乐，疏于朝政，为了避免孔子的直谏，甚至有意避开孔子。在鲁国举行郊祀之后，按照传统应当将祭肉分赐给大夫，但鲁定公却未将祭肉分给孔子，显示出已无意继续任用孔子。面对自己的治国理念无法贯彻，孔子深感失望，不得不带领众弟子离开鲁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
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生涯。
孔子首先抵达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礼遇，给予鲁国同等的俸禄待遇，但并未授予具体官职，只是邀请他参与政事讨论。然而，在卫国逗留数月后，受到谗言诬陷，卫灵公开始怀疑孔子，甚至派人监视他。孔子恐遭不测，带着弟子离开卫国，计划前往陈国。途中经过匡城时，因误会而被困五日，脱困后到达蒲地却又遭遇卫国贵族公叔氏的叛乱，再度受困，最终得以逃脱并重返卫国。然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召见孔子时，乘车排序不当，孔子感到受到侮辱，遂离卫而去。
孔子一行辗转至曹国，再至宋国，在宋国受到司马桓魋的迫害，幸得逃脱，然后来到了郑国。行至郑国途中，孔子与弟子失散，他在东门外徘徊时，被当地人形容为“彷徨若丧家之犬”。孔子从郑国又来到陈国，因晋楚争霸波及陈国，孔子离开陈国，途径蒲地时再次受阻。蒲地人强迫孔子起誓不再前往卫国，孔子表面上应承，但实际上灵活应对，认为被迫的誓言无效，最终仍赴卫国。卫灵公虽亲自出城迎接，但最终还是未启用孔子，孔子无奈再度离开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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