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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保安军陈崧如营、县团防局二营在得到樊里纯密报樊绍柏人马要于今夜攻打场镇的情报后，立即作出了安排：陈菘茹营全营在沙坝能涉水过人处重兵设防，团防局二营在响岩子安排五六十士兵，架起三挺机枪和备有几百枚手榴弹，堵住樊绍柏人马攻入正街。
幸得樊绍柏处置得当，留在胡家沱的人马拼死堵住在沙坝方向的保安军，保住了撤退之路，大队人马才安全撤回柏树乡内。
樊绍柏一打任河区铩羽而归。
樊绍柏知堂叔樊里纯出卖了自己，气愤不已，他派人伪装老百姓，向团防局举报樊里纯通匪，团防局又从其住处搜出樊绍柏与他的串通密信，遂将樊里纯在棺山河坝当众枪毙。
后来，樊绍柏举兵于八月十五日、二十八日两次攻打任河区所在地，都因枪弹不足，而保安军、团防局连续增派兵力防守严密而未成功。
随后，四川军阀刘存厚团长，川陕边防军驻万源三路军司令、清乡剿匪司令廖雨辰，派出部队，纠集好几路民团人员进入任河前去镇压樊绍柏。
经过激烈战斗，樊绍柏队伍伤亡严重，加之粮、弹奇缺，只好解散“神兵”队伍，骨干均远去他乡，樊绍柏全家兴族迁往陕西安康一带，依靠已嫁该处的樊绍菊而定居。
樊绍柏又只好四处行医，结交能人，宣传鼓动穷人抗税抗捐。后他又回柏树乡行医，在万源八台为他人治病时，由于有人告密，被当地民团团总派重兵围住居所，见突围无望，遂自尽，时年29岁。
此是后话。
樊绍柏举“神兵”抗税抗捐，虽然因国民党政府重兵镇压而失败，但从此播下了穷苦百姓反压迫、反欺凌的火种。
实际上，这次樊绍柏与项忠思的抗税抗捐起义，也不是偶然发生的。
当时旧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全国各地武装斗争，为穷苦人打天下、谋幸福，以举国震憾，激励了无数不甘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
转眼到了一九三三年十月。
突然，王三春带大队人马进入任河区。
国民政府的保安军、团防军及区政府要员及大地主、富户均望风而逃。
提起王三春，这可是民国时期的一代枭雄。
王三春，是陕西一股巨匪的头领，手下土匪众多，多为陕西子弟，生性彪悍，敢打敢冲敢杀，长期横行于川陕两界，连他所影响的地区，遇小孩啼哭，家长就说：
“你再哭，王三春来了。”
小孩立马收口。
在大巴山的许多地方，王三春的凶名延续了很久，作者在小时候，与奶奶一起上山捡柴，不慎摔了一跤，就哇哇大哭，奶奶一边抚摸作者摔痛的地方，一边吓唬：
“你哭嘛，王三春来了。”
作者立马收口，因为自己被王三春来了这话吓住了无数回。后来约七八岁了，就问奶奶：为什么小孩都怕王三春？
奶奶说：王三春专吃哭娃儿的心呢！
他本名王汝仁，小名仁娃子，是四川平昌长垭一农户出身，读过几年私塾，颇通文墨。幼时记忆超群，曾一年期间，读完了四书，当地人惊讶为神童，认为将有大作为。
后来，家境每况愈下，就只好随母亲务农，中断了读书。
在二十岁时，与一姓杨的山里姑娘成了亲。
王三春生性好强，执拗任性，加之父亲早死，母亲身有残疾而无法管教，使他性格冷酷而孤僻。
后来，他家与本族族长王宗林发生山林纠纷，由于其族长有权有势，口蜜腹剑，恶霸一方，抢林霸地，无人敢惹。可王三春偏不服气，为争山林与族长王宗林争吵对骂，甚至与王宗林的人提刀动斧，毫不相让。
后来，双方冲突又起，王三春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并放话：
“老子现在只是放火，十年后老子回来还要杀人。”
随即他离家进入了川陕间的大巴山中。
他在大巴山里，纠集好逸恶劳的青壮年，敲棒抢劫，后从民团获得枪支，拉起三百多人的土匪队伍。
他率众在川陕两省边界的大山里，坐青山，把拗口，劫人拉肥，还大力拉人入伙。
在与四川通江与当地势力争银耳资源不力后，他就直接率众匪窜到了陕西镇巴一带。
1929年，王三春率人到镇巴鱼渡，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五六十支枪及弹药，从此他拥有匪众五百余人，正规军用枪支即达二百有余，还和当地大股匪陈德三互相勾结，从此渐成气候。
1930年，王三春率千余人，赶走已被陕西国民政府招安的陈德三人马，从此盘踞在此。
王三春就在此招罗旧部，新添匪兵，囤积粮草，还自设税局，统一税收，用于招兵买马，分文不交，甚至于自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还建有兵工厂，设军械处，修造枪支弹药。
后王三春诱捕当地土匪头子罗玉成，被驻陕西的国民党三十八军旅长兼西乡清乡警备司令赵寿山赏识，后由三十八军将王三春招安，任命为川陕边游击司令，驻守陕西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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