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坏了他立的规矩的，那也是下死手，毫不留情。什么断手、断脚、割耳朵、掏眼珠，更有甚者，还会剖腹掏心，活剥人皮、点天灯等等，层出不穷的凶残手段，让受刑者无不痛苦不堪，甚至觉得能痛快一死都是一种奢侈。
王三春在坐镇陕西镇巴时，手下有一个小头目与别的土匪中的人有交往，他知道后，以为这小头目有异心，可能反水，背叛自己。
于是他决定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小头目，让手下人无人再敢生异心。
恰巧，手下抓了几个别的胡匪中的小喽啰，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聚齐手下，把自己那个被怀疑有异心的小头目与这几个小喽啰一并带到现场。
王三春讲道：
“凡是我的人并忠心的人，我会视如亲兄弟，凡有异心的，我也会让他生不如死。咱们是堂堂川边游击军，对土匪也更不能容情。”
他凶狠而蛮横。
“过去，咱们对待敌人的那些手段，都太落后了，也太仁慈了。今天，我给你们玩个新奇的。”
按照他的吩咐，手下人对所抓的几个部队股匪喽啰施行他发明的新刑法，名字叫坐桩。
具体做法是，把人带到树林中，选端正挺直的小树，用刀腰斩，留下约一米四左右的树桩，把桩顶削得尖尖的，然后让行刑人员把受刑者剥光衣裤，捆牢手脚，让三四个行刑者，抬起受刑人，端正将人的肛门对准树桩尖，用力按下去。
锋利的树桩尖从下至上，直接捅破受刑人的五脏六腑，惨叫不绝，但任如何挣扎，也要经历惨烈的痛苦，鲜血流尽才会咽气。
凡观刑的人，无不心擅不已。
“你想背叛我，成为我的敌人？做我的敌人就是这下场！”王三春对那小头目说。
“大哥明鉴，我只是和那个亲戚有往来，今后再不敢了，我向您发誓，我对大哥绝无反意。大哥，饶了我吧。”小头目肝胆俱裂，磕头如捣葱。
话说，红军入川，先期抢占万源，使王三春的川陕边游击军转兵任河区，并在其内肆意妄为，欺压、盘剥百姓，但红军正逢反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主力挥师东进，与刘湘、王陵基殊死作战，所以暂未派兵解放与万源县城仅百余里山路的任河区。
而王三春移兵任河后，并不满足于现在获得的地盘，在站稳脚跟后，他就将目光盯上了与任河区仅隔八十余里的城口。
城口同属汉江流域，位于八百里倒流河的上游，与任河区的柏树乡、红花寺乡相邻。
当时的城口，由四川军阀刘承厚委任的县知事兼团防司令邓占荣管理。
王三春占领了任河区，就巴不得把城口这块肥肉吃到嘴里。他以川陕边游击司令名义，命令自己的团长带人开往城口，要强行接防。
邓占荣见王三春兵强马壮，而且素知其心狠手辣，只要被他盯上，他会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获取，甚至不惜兵戈相交。在绝对实力面前，邓占荣地头蛇难敌外来强龙，只好撤走，将城口拱手相让。
1933年10月，王三春留部分兵力驻守任河区，而率主力移兵城口驻扎。
国民党川陕边游击司令王三春进驻城口，所属四个团人马相随，各团主官分别为：一团长苟伯当，二团长王和清，三团长辜伦章，四团长邓芝芳。
四个团不仅人枪满员，战力不弱，各团长也都是王三春心腹猛将，尤其是四团女团长邓芝芳，不但擅使双枪，打仗凶猛，而且还是王三春的三夫人，深得其倚重和喜爱。
王三春的司令部也移入城口，其所属队伍在他的命令下，大量收税收捐，绑票拉肥，敲诈财物，囤积粮草，还强抓当地青壮年加入所属部队。
王三春在任河区及城口占驻，并从任河区二竹垭乡的二竹垭隘口连通陕西自己的大本营，一时地盘、人口剧增，实力也大涨。
王三春俨然已成这混乱时代独霸一方的一代枭雄。
有了人枪，大涨了实力，为了在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发起对入川红军的六路围剿中，对付红军，颇有势力的王三春及所属部队，就有了被拉拢和利用的价值。
1934年1月22日，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下达委任状，陈厚坤被任命为“四川剿总”城万(城口、万源)游击司令，陈厚坤遂申命王三春为第一纵队长，欲拉拢其共同对抗、剿杀红军队伍。
王三春欣然受命。
当时，红军主力致力向东对付围剿军，而位于川陕边界，号称秦川锁匙的万源县城，仅有少量红军队伍即当地游击队驻守。
“四川剿总”城、万游击司令陈厚坤见有机可乘，于2月1日向第一纵队长王三春下令，调其部队由城口绕道经万源东部的固军，与其他武装一起进攻万源。
陈厚坤、王三春的部队多次与红军万源守军和游击队交战，到5月4日，陈、王部队在团练军、民团及被自称神兵的反动队伍共同攻打下，秦川锁匙万源城被其短暂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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