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根本原因。目的已经有了，这一切的一切，只差一个借口来做导火索。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首先，说说事件之前苏联对所有宗教的态度。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对待宗教和教会问题上,形成了党管宗教体制:重大的宗教问题由党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由一些新建立的宗教监管部门去执行。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政治局内分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主张对宗教毫不留情,要严厉打击和剥夺。列宁更多地支持激进派,其他人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这说明,托洛茨基反宗教激进的极“左”路线往往成为政治局的路线。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通过各种法令法规，开始对宗教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和教会财产的国有化,同时也实行了修道院的国有化和革命改造。在财产上，很多修道院被改造成国营农场或副业农场。在政治上，主要是实行政教分离：把东正教会和其他教会从政权中分离出去、取消原来享有的特权,包括教育婚丧嫁娶的管辖权、取消教会的法人地位等等。
在内战中，苏俄政权对教会和修道院又进行了规模大，频率高，数量多的非法掠夺。在内战中，各级政权用武力非法抢夺寺院和修道院的生活资料和其他财产,包括粮食、布匹、鞋、毛皮、酒、面粉和蜂蜜等,这些完全是一种非法掠夺。
1921年大饥荒发生,俄共领导人与教会尤其是东正教教会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先是因教会抢先开始赈济灾民，而国家却无计可施而引起的冲突,其后便发展为国家没收教会珍宝,因教会方面反对而引起的冲突。（为什么教会救济灾民会被苏俄记恨，原因参照沈万三）
1922年2月苏维埃政权正式公布关于没收教会珍宝文物的法令,但遭到教会方面强烈的抵制。由于大饥荒和苏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俄共中央把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这一重大决定看成是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1922年3月11日，托洛茨基给列宁和政治局写信,建议成立一个突击工作委员会负责没收珍宝工作。这是第一个针对宗教的秘密委员会。虽然国家对没收工作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但是在试点市县进行没收工作时，普遍遭到当地教徒和群众的顽强抵制,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小镇舒亚。
舒亚事件是苏俄在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中发生的最大的流血事件。也是苏俄决心下大力气“整理”宗教的导火索，舒亚小镇变为“试点区”，开始向外推广。
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部分教徒使用教会贵重物品的程序》的法令公布。
从1922年3月开始,苏俄全国性的没收教会珍宝文物运动开始。
现已解密的原苏联档案资料披露，1922年3月12日,舒亚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始实施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工作,并建立了没收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在没收三个小教堂的珍宝文物之后,于3月13日来到大教堂,按计划开始没收工作。但是在这里遭到了群情激愤的教徒和世俗群众的阻拦。3月15日,当没收工作委员会来到大教堂时,大教堂门前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试图阻止这次行动。没收委员会也是有备而来,随同委员会一同来的武装人员中有6名骑警和稍后开来的第146步兵团的半连人及两辆架着机枪的汽车。双方发生冲突，连队向人群开枪，结果4人被打死，10人受轻伤。傍晚,逮捕了在广场上已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师等。这天晚上,本县教徒代表把从大教堂的珍品中取出的31.2普特（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31.2普特即为511千克）的银子交给县执行委员会。3月23日，县工作委员会、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赴舒亚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着手没收大教堂珍宝文物。将近10普特（163千克）的金器交给县财政局,宝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宝则交给国家珍品库收藏。所有没收的东西都交给中央照济饥民委员会,专门登记造册。
最后，有人把舒亚事件定性为是“阶级敌人”挑动的暴力事件。于是，没收运动开始演变成政治运动，并且继而开展对教会人员的镇压和审判。
审判结果很快就出炉。舒亚事件被定性为“黑帮僧侣反苏维埃政权事件”,并很快实行了对“舒亚事件策划者”的审判。
3月20日，俄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在政治局获得通过。
3月23日,在中央代表团监督下，县执行委员会和教会代表开始没收大教堂贵重物品。3月23日结束工作。3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没收教会贵重物品而在舒亚县发生的事件》的通告,通告对事件的发生和过程进行了评论,并把该文件下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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