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那年，方秀兰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她的儿子，不要她了。
不是那种撕破脸皮的决裂，没有争吵，没有摔门，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作为“事件”来铭记的时刻。儿子方远还是在过年时回来，还是会给她的手机缴话费，还是会在家族群里发“生日快乐”四个字。他只是不再跟她说话了。
不是完全不说话。是说那种话——那种对陌生人说的、客气到几乎透明的话。
“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那就好。注意身体。”
“嗯。”
然后就是沉默。电话那头的沉默像一堵墙，薄薄的，却怎么都穿不过去。方秀兰攥着手机，拼命在脑子里搜刮话题，想说隔壁张婶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想说楼下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了两块钱，想说她昨天把阳台上的花都浇了一遍。可她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因为她知道，这些话，方远不想听。
他只是在尽义务。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方秀兰心里很多年了。起初只是隐隐的，偶尔疼一下，她还能骗自己说是想多了。可这些年，那根刺越长越深，终于长成了一棵长满刺的树，堵在她心口，让她连呼吸都觉得费劲。
方远每个月打一次电话，每次都准时，每次都简短，像设定好的程序。他不会多说一个字，也从不主动说起自己的事。他上次说“妈，我要出差”是什么时候？他上次说“妈，我今天遇到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又是什么时候？方秀兰想不起来了。她只知道，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她面前笑过了。
那种真正的、毫无防备的笑。
一
方秀兰年轻的时候，是纺织厂的工人。她手巧，干活利索，年年被评为先进。她嫁给方远他爸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是门好亲事——男方是厂里的技术员，有文化，人又老实。婚后方秀兰很快怀了孕，生下方远，后来又生了个女儿，叫方小禾。
那时候日子虽然紧巴，但一家人挤在厂里分的那间筒子楼里，倒也热热闹闹的。方远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爱笑，一笑起来两只眼睛弯成月牙，整栋楼的邻居都喜欢他。方秀兰也喜欢他，只是她的喜欢，从来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她觉得说“我爱你”这种话肉麻，张不开口。她觉得抱孩子、亲孩子这种事也没必要，小孩子不能惯着，惯坏了将来没出息。她的逻辑很简单：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这就是爱。你还想要什么？
所以方远五岁那年摔破了膝盖，哭着跑回家，方秀兰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说：“哭什么哭？多大点事？自己拿碘伏擦擦。”方远不哭了，他自己拿了碘伏，自己擦了伤口，自己咬着嘴唇把眼泪咽了回去。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因为疼哭过。
方远七岁那年，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名，兴冲冲地拿着奖状跑回家，想给妈妈看。方秀兰正在厨房炒菜，头都没回：“放桌上吧。去把垃圾倒了。”方远把奖状放在桌上，倒了垃圾，回来的时候奖状已经被风吹到了地上，踩了一个脚印。他把奖状捡起来，叠好，塞进了抽屉最深处。
方远九岁那年，学校开家长会。他提前三天就跟方秀兰说了，方秀兰答应了。到了那天，方秀兰加班，忘了。方远在教室门口等到最后一个，班主任拍了拍他的头说：“方远，你妈可能有事来不了了，你先回去吧。”方远点点头，一个人走了。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他没带伞，淋着雨走回了家。方秀兰看见他浑身湿透的样子，说了句：“怎么不躲躲雨？感冒了又要花钱买药。”
方远十一岁那年，妹妹方小禾出生了。方秀兰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儿身上。方远不怪妹妹，妹妹那么小，那么软，那么可爱，值得所有人喜欢。他只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妈妈抱妹妹的时候会笑，对他却从来不会。为什么妈妈跟妹妹说话的时候声音那么温柔，对他却永远是不耐烦的语气。
这些问题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已经习惯了不问。
二
方远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不大，在方秀兰的记忆里可能连个痕迹都没留下，但在方远的记忆里，它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出了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疤。
那年方远刚上初中，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选了他跑八百米。方远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代表班级参加比赛。他跟方秀兰说要买一双运动鞋，不用贵的，普通的就行。方秀兰正在给小禾喂饭，头也没抬：“你脚上不是有鞋吗？”
“那双鞋底都磨平了，跑不了步。”
“跑不了就别跑。整天净整这些没用的，你倒是把心思多放在学习上。”
方远没有再说话。他知道，再说下去就是“不懂事”，就是“不知道家里多难”，就是“我养你容易吗”。这些话他听过太多次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他不想再被钉一次。
运动会那天，方远穿着那双鞋底磨平的旧鞋跑了八百米。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鞋底彻底掉了，他踩在橡胶跑道上，脚底板磨掉了一层皮，疼得钻心。他还是跑完了，最后一名。同学们在终点扶住他，看见他脚上的血，都吓了一跳。班主任骑自行车把他送到校门口的诊所，清理伤口的时候，方远一声没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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