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156
、唐彬158
等能臣干吏进行镇抚，维持了边疆的稳定。此外，晋于襄平置护东夷校尉府，管理东夷各族事宜；又设护乌桓校尉，常以幽州刺史兼任。155
西晋在东北地区的有效行政，积极防御，极大地稳定了东北边境，并加强了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仅在司马炎统治时期，肃慎等东夷各国就多次来朝贡献。155
南方各民族事务
汉魏以来，西南少数民族活跃，大姓当治。魏灭蜀之战后，蜀汉的南中地区在大姓霍弋的统率下投降。时执魏政的司马炎基本沿袭蜀汉政策，仍以霍弋、霍龚父子为庲降都督，使“夷晋安之”。其后，晋又以蜀汉旧制，在南中置四郡，废庲降都督，属益州刺史管辖。泰始七年（271年），为加紧对南中的控制，司马炎将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划出，建立宁州，其余三郡划属益州，仍行郡县制。但因南中豪族反对，司马炎又于太康三年（282年）罢宁州，诸郡回归益州。太康五年（284年），为加强对原宁州地区的统治，晋廷置南夷校尉，以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逐步将大姓所握有的权力收归朝廷。
荆州“境域之内，含带蛮、蜑”，地域辽阔。晋占荆州之初，即设南蛮校尉，由荆州刺史兼任，管理荆州“蛮”。如晋初的荆州刺史、南蛮校尉杜预一面击破“山夷”，设置军营“分据要害之地”，一面积极发展当地经济，开凿航道，使“荆蛮”得以安居乐业。随着生产与交通的发展，处于平原的“荆蛮”也就逐渐和当地汉民融为一体。155
晋灭吴后，得岭南的交州、广州十七郡，仍任命原吴交州刺史陶璜为刺史。后来晋廷推行裁减州郡兵的政策，陶璜因交州局势复杂，请求不裁州郡兵，又要求免百姓采珠之税。司马炎均予同意。155
总的来说，司马炎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军政结合的措施，使南北各方的民族危机得以缓解，维护边境的安稳。但由于周边民族势力强大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使大量的民族问题仍然存在。155
对待内迁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措施
魏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史称“五胡内迁”。在魏末晋初，各族归附者竟达“八百七十余万口”。司马炎统治时期，以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内迁又形成一个高潮。这些内迁的“五胡”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逐渐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其形势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西北诸郡，皆为戎居”159
。
为管理入塞的少数民族，司马炎在沿袭汉魏制度基础上，有所更新：在对待内迁匈奴的问题上，司马炎继承发展了曹魏的“五部分治制”，既保留其原来的部落组织，“立其中贵者为帅”，又“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移入关中的氐族，由于其势较弱，故得以保留部落组织，受部落豪帅的支配，但同时也要受郡县管辖。155
对于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贵族，司马炎注重安抚。如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在洛阳为侍子，汉化程度较高，与太原王氏出身的重臣王浑交好160
。大臣李憙曾举荐刘渊统军平定秦凉之乱，司马炎虽没有采纳，但后来亦未听从齐王司马攸之言除掉刘渊。刘豹死后，司马炎任命为刘渊匈奴左部帅（后改北部都尉）。此外，西晋君臣还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如刘宣、刘聪、慕容廆、李特等加以羁縻，以期缓和民族矛盾。大批内迁的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155
晋廷以接受统治的程度将少数民族划分为“远夷”和“近夷”两种。远夷“不课田”，以“户”“人”为单位向政府缴纳“义米”与“算钱”，较汉人负担为轻；“近夷”虽同于汉人编户齐民，但负担也较汉人为轻。另外，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作战。泰始、太康年间，大臣傅玄、郭钦等人都提出“徙戎”建议，即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而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行为，司马炎在上台伊始，即下诏禁止豪强募客，限制佃客数。但晋人对少数民族仍然存在着歧视与偏见，官吏对他们的欺压、剥削不止，民族矛盾仍是日益尖锐。司马炎死后不久，阶级、民族矛盾爆发，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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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社会
司马炎对风俗习惯、文化道德方面的建设很是重视 。即位之初，他便派侍中侯史光与皇甫陶、荀廙“持节循省风俗”。大臣荀顗等又奉诏制定《晋礼》及音乐，裴秀则负责“创制朝仪，广陈刑政”，以此构建不同于曹魏的礼乐制度和规定。司马炎还经常下诏，重申“以德诏爵，以庸制禄”的原则，并让郡国长官经常巡行属县，“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举荐“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之人，以倡导新的社会风尚和官德，恢复名教下伦理道德秩序，完成对人们思想意识、舆论风俗的控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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