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华三原则”就是臭名昭着的“广田三原则”。为了保证“广田三原则”的实施，广田弘毅还下令制定了一个《附属文书》，要求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应保持密切联系”，最终达到“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它升华”之目的。
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自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
1940年，广田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文组阁的重臣会议，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上为广田家族广田弘毅的罪状。
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石原二人带队。研究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
制定侵略东北的作战计划
经过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他们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战败，石原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和板垣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宣传鼓动获得支持
制定计划后，板垣就开始着手实施。板垣的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
有了陆军上层的支持还不足够，板垣征四郎又在国内四处演讲，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煽动。板垣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他不加掩饰地鼓吹日本应该侵略中国东北：“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满蒙’权益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以十万日本人鲜血取得的，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须彻底确保。”由于“满蒙”战略地位重要，这里可以作为日本帝国的“第一道防线”，退可控制朝鲜，进可抵御俄国，并可以此为进占大陆的根据地。所以，在战略上“如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中，‘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中，‘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中，都有最大的关系。”因而，他赤裸裸地主张：“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日本）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日本政府尽快下定决心出兵占领“满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
不久，板垣征四郎又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叫嚣煽动道：“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这样，对整个中国，日本将“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国东北是“当前的急务”。在板垣不遗余力的鼓动之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当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就公然主张日本要“打破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其中“第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
寻找借口制造事端
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是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调配人员物资准备战争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上园路附近）和奉天东飞行场（现名东塔机场）。随着8月初日本军部内部重大人事调整告罄，组织上的保障基本形成——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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