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广总督李逢节为完成旨意而倍感轻松的时候，在距离他东北方1700里外的福建巡抚衙门里，福建巡抚朱一冯正感到压力山大，紧锁着双眉，在巡抚大堂里走来走去。
十一月初九，福建巡抚朱一冯突然收到了从北京传来的一封圣旨。
这份旨意的内容非常简单，那就是命令李逢节在神武元年二月之前，从福建分别运送1万石番薯到北直隶沧州和山东济宁。并且各选派200名擅长种植番薯的农民随行，朝廷将会给这些人按照每人每月二两银子发放俸禄，让他们在大明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北方省份推广番薯的种植。
至于交接人员，圣旨上说番薯和种植人员运到两地之后，只需找设在当地的农政院官员即可。
这份旨意看似简单，其实办起来一点儿都不容易。
自万历二十一年，下南洋经商的福建商人陈振龙将番薯从菲律宾（彼时称为吕宋）带回福建，因为番薯极为高产，“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且耐干旱，不挑土地。因此很快在福建得到推广种植，也在灾年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
但是想要在两个月之内筹集到两万石番薯运到北方，还要募集400名擅长种植的农民，却并非易事。
主要原因是番薯的口感远不如大米，特别是食用多了之后会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大多是将其在坡地等下田中当做辅粮种植。
而现在又是冬天，农民窖藏的番薯也并不多。想要筹集够这两万石番薯，非待动员福建各县往福州运送不可。
圣旨上说，这次在北方大规模推广种番薯，是为了“以应灾年，尤其陕西干旱，民不聊生，且以之为百姓救命之粮”。要求朱一冯，“务必以百姓生计为念，实心办理，不得推诿延误。”
朱一冯自然知道朝廷此番作为乃是大大的善政。他本是南直隶泰兴人，自幼家境贫寒，遭逢荒年，常常家无余粮，对于饿肚子的滋味儿，朱一冯自幼便深有体会。
进士及第后，先是在京师翰林院任职，后来又外放到河南信阳做知州，深知百姓疾苦。
天启六年，全国各地的督抚都忙着为魏忠贤建生祠，每建一所生祠，少的花费几万两白银，多的甚至耗费几十万两。朱一冯做为福建巡抚坚决不建，是以福建全省没有一间魏忠贤的生祠。
朱一冯在北方待过很多年，知道现在那里还没有推广种植番薯，倘若此次能将番薯在北方各省推广成功，定然能够造福亿万生民。
朱一冯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差事办好。打定主意后便对幕僚说道：“去将福建左右布政使召来，本官有要事与他们商议。”
幕僚走后，朱一冯自语道：“我是到了福建才知道有番薯这般奇物，只是不知道远在京师，足不出京城的皇帝是如何知道的。肯定是哪位福建籍的大臣给陛下说的，此真乃治国之良才也！”
其实朱一冯不知道的这位“治国良才”，却并非哪位福建籍的在京官员，而是皇帝本人。
郭可阳怎会不知道红薯，也就是番薯，在满清时期对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意义。
陕西民变的消息传来时，他便想到了在北方推广种植番薯，但是郭可阳并不确定的知道番薯此时是否已经传入中国，更不知道在哪里有种植。
天启七年九月底徐光启进京后，郭可阳接见了他几次与其讨论数学问题。期间也讨论了一些农业问题，徐光启此时正在创作他那本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的《农政全书》。但是此时尚未定稿，更没有起书名。
在原本的历史上，《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版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的。
徐光启见新皇帝忧心农事，便向新皇帝进献了他创作的大量相关书稿，其中就有关于番薯详尽介绍的《甘薯疏》。
郭可阳得知徐光启对于农业的研究之后大喜，立刻命翰林院选派人员派人帮他完善书稿，并出内帑做为其将来出版的经费。
由此郭可阳才详细的知道，原来红薯在万历中期便已传入中国，但是现在主要是在福建、广东一带种植，北方还没有。
于是便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农业部门，指导番薯在北方的推广并进行其他农业技术和农业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管理。
郭可阳将这个部门命名为农政院，长官为院卿，正三品，佐贰官为院丞，从三品。下辖部门及属吏若干，由农政院长官决定。
与内阁及吏部沟通后，他们对于农政院这个新衙门的成立并无异议，但是任命谁做长官却成了问题。
内阁推荐的大都是些行政官僚，新任吏部尚书王永光推荐的是一个叫做王象晋的。
郭可阳原本属意让徐光启担任农政院卿，但是徐光启推辞说自己现在全力编撰《算数》《几何》，这两本书是皇帝将来要用于科举考试的，关系重大，难以分出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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