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根据张云钗妻子反映的情况，立即调整工作部署，组织人员迅速赶往南昌电信局调查电话的用户。经查实，该电话系省民政学校办公室所设，但近期没有打往浙江平阳的通话计费记录，省民政学校也没有叫徐世强的人。
很明显这是犯罪分子故意耍滑、虚晃一招，企图扰乱侦查视线。由此可以推断，犯罪分子是有预谋、有计划作案的。根据这一情况，专案组决定扩大调查范围，查清全市所有打往浙江平阳0578-的电话。经查实，5月8日13时在江西大学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和5月9日12时在省交通厅门口公用电话亭曾有打往浙江平阳0578-的记录。但两个公用电话机主都已记不起用电话人的特征，这条难得的线索又中断了。
就在南昌线索中断的同时，先期赶赴浙江平阳调查的侦查员王峻、程万里、李胜平传来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张云钗曾于1994年4月底和5月初到南昌看货，并在他家找到了一张1994年5月2日在南昌火车站南翔旅社的住宿发票。同时，还获悉张云钗曾给江西都昌县的春江旅社打过电话。
侦破工作再次出现了转机。
专案组根据平阳调查组传来的消息，立即派一大队副大队长熊锋带领罗小华等火速赶赴都昌。熊锋等人到达都昌后，很快找到春江旅社，拿出谢、张两人的照片请服务员辨认这两个人5月初是否在此旅社投宿过。服务员很快就证实此两人曾于5月3日由一高一矮两个青年人带他们到春江旅社住宿。
旅社的人还反映：这一高一矮两个青年人，说话带南昌口音，他们于1994年4月30月和5月1日先期到达春江旅社住下。这两人还向旅社老板吴庆和打听过此地苎麻的行情。吴庆和为了方便顾客，便把他们介绍给当地经营苎麻的生意人钟梅和高道福。
在都昌县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南昌侦查人员很快找到了钟梅和高道福。
据钟、高二人回忆：5月1日吴庆和的确曾把两个南昌人介绍给他们。当时他俩正有一批苎麻急于出手，便带着两位南昌人到钟梅家看货。看完货后，其中那位身材较高的人向钟梅交代说：“我们是帮两名浙江老板来联系货的。过两天浙江人会亲自来看货。等他们来看货时，你们就说货是我的。我叫谭国辉，希望咱们合作成功。”说完留下一张订货的条子就走了。
5月3日，这两个南昌人带着一名浙江人果真来到钟梅家看货，看完后，浙江人说要买10吨，并谈好了每吨价6500元，但他说当时没带钱，过两天再来交钱取货。
经钟、高两人辨认照片，看货的浙江人正是死者张云钗。
钟梅还介绍说，那天张云钗走后，两个“南昌人”又单独找到他商议，待浙江人携款来取货时就把他干掉，再分享货款，钟梅当即严词拒绝。两个“南昌人”见此情形，便悻悻离去，当天乘船离开都昌去了九江。此后，便一直未与钟、高联系过。
都昌小组的侦查员罗小华在听完钟梅、高道福反映的情况后，很快联想起1993年3月上海市嘉定县公安局曾派人到南昌追捕一名叫“谭国辉”的杀人抢劫犯。当时，由于谭国辉的户口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外派出所辖区内，罗小华又曾在广外派出所任过副所长，刑侦支队便决定派罗小华协助嘉定县公安局追捕谭国辉，但追捕未果。现在此案又涉及到谭国辉、罗小华便再三询问钟梅和高道福那位自称为谭国辉的南昌人的特征。结果他俩描绘的谭国辉与上海嘉定县公安局追捕的谭国辉极为相似。
罗小华将此情况立即向专案组做了汇报，并很快与上海嘉定县公安局取得联系，查到了谭国辉在上海作案的另一同伙徐家荣（男、26岁、江西余干县五雷乡人），同时了解到潭、徐两人在上海嘉定犯下的杀人抢劫案与“5·10”案的作案手法十分相象。
谭国辉、徐家荣有重大作案嫌疑。
据此，专案组立即派人赴南昌西湖区广外和余干县调查谭国辉和徐家荣的情况。赴余干小组调查发现：徐家荣系一名劳改释放犯，曾为谭国辉的牢友；徐家荣长期负案在逃。他的一个弟弟徐家辉在南昌赣江大学93级经贸系读书，婶婶张西禄在江西省民政学校工作。据查赣江大学就在“5·10”发案现场附近，浙江被害人张云钗告诉其妻南昌联系电话正是省民政学校的电话。
于是，侦查人员拿到徐家荣的照片后，立即与广外调查组的人员一同赶赴都昌与都昌小组汇合。经将谭、徐两人的照片请钟梅、高道福等人辨认，他们一致认定前往都昌联系苎麻业务的两名南昌人，正是谭国辉和徐家荣，“徐世强”即徐家荣。
“5·10”案件的侦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朗，专案组决定把主要警力用于调查谭国辉和徐家荣的外围上。据徐家荣的婶婶张西禄反映：5月10日上午，亦即案发的次日上午，徐家荣一人带了两个旅行包来到省民政学校找张西禄，说是从九江来，做生意嫌了4万块钱。当天晚上在她家住下，换洗了衣物，并偿还了前两天从婶婶手中借去的120元。5月11日，徐家荣离开张西禄家，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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