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60年，他自幼聪慧，深得祖父康熙喜爱。康熙曾将弘历接入宫中亲自教养，这段经历对弘历的成长影响深远。他还跟随多位名师学习骑射等武艺。对乾隆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轼，他历经康、雍、乾三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臣。
在康熙时期，朱轼就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刚正不阿的品质崭露头角。他为官清廉，心系百姓，康熙对朱轼颇为赞赏，认为他是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
康熙时期，浙江发生灾情，雍正被派到浙江和朱轼一起赈灾。在此过程中，雍正看到朱轼亲自带人去前线救灾，对他产生了好感，认为他是能为朝廷尽职、为百姓考虑的好官。
后来雍正回到京城后，极力向康熙举荐朱轼，康熙擢升朱轼为左都御史，后又授文华殿大学士。雍正继位后，对朱轼恩宠备至，鉴于朱轼的学识和品德，便任命他为弘历的老师。
朱轼担任弘历老师，当时弘历十二岁，从雍正时期一直到乾隆弘历登基。
朱轼对弘历要求十分严格，为弘历日后成为一代明君奠定了基础。在懋勤殿，庄重的拜师礼举行，从此，朱轼便肩负起了培养未来君主的重任。
每天乾隆都要早起读书，早晨3点就得起床，5点钟准备好开始诵读。读《大学》要读十遍，错一个字就加十遍，通过大量的诵读和严格的纠错，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方式，从经史子集到治国理政之术，无一不悉心传授。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朱轼更是引经据典，结合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深入浅出地为乾隆剖析其中的道理。他期望乾隆能成为尧舜般的贤君，深知若不教好，乾隆可能会成为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到12岁时，乾隆四书五经已能倒背如流。
朱轼从基础的字、词、句开始，严格要求乾隆对经典的理解和掌握。对于经史子集等重要典籍，不仅要求乾隆熟读背诵，还要求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
朱轼组织课堂讨论，培养乾隆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帮助乾隆不断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
朱轼自身清正廉洁、勤勉敬业，他以自己的行为为乾隆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遵守宫廷礼仪和道德规范。培养皇帝君子风范和帝王气质。
课余时间，朱轼会带着乾隆微服私访，让他亲身感受民间的冷暖。通过与百姓的接触，乾隆能够了解到人民的需求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这有助于他日后制定出更加符合国情的政策。
朱轼还会带领乾隆进行实地考察，如考察水利工程、农田建设等。让乾隆亲身体验治理国家的实际工作，学习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的治理能力和实践经验。
乾隆登基后，朱轼被乾隆任命为会试正考官及《世宗实录》总裁。在高安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朱轼用“四盘二碗”的筵席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后来在高安流传下来，被人们称为“朱公席”。这也体现了乾隆对老师的感激和尊重。
乾隆元年（1736年），朱轼去世，享年72岁，谥号文端。乾隆罢朝一天，以示对这位三朝元老的尊崇。次年，朱轼归葬故里，乾隆御赐他“帝师元老”的称号。
雍正选派富察·福敏作为弘历的侍读老师。当时弘历九岁，而福敏曾在翰林院六年教习的两次考试中均不合格，还因“满汉文俱不精通”被革退庶吉士，在雍正培养下一代、为自己争夺皇位增加优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其中或许有胤禛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想为自己夺嫡之争增添取胜砝码。在福敏的教导下，不到一年后的康熙六十年，弘历被带到康熙皇帝面前，深得康熙喜爱，这背后或许有福敏周详的安排和细致的教育。
雍正命浙江巡抚富察·福敏带兵抄了年羹尧的家。在抄家过程中，福敏发现了一本名为《西征随笔》的书籍，其中有“皇帝分毫不值钱”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他立即将书籍上交给了雍正皇帝。此事也体现出福敏对朝廷的忠诚以及在处理这类事务时的谨慎。
福敏成为乾隆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福敏注重培养乾隆的品德修养和思维能力。一起探讨诗词歌赋，激发乾隆的文学创作热情。到了乾隆七年，乾隆对福敏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为福敏祝福，并赞誉他“前世文昌苏，金朝王者师”。
乾隆对自己的授业恩师福敏非常尊崇。乾隆三年，命其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次年又加太子太保衔，乾隆十年，加封太子太傅衔。福敏生病时，乾隆亲自去探视。
富察·福敏（1673-1756 年），因病去世，享年 84 岁。福敏去世后，乾隆亲自祭奠，厚赐祭葬，谥号文端，追赠太师，入祀贤良祠。
梁诗正，是雍正时期的探花郎，以其超凡脱俗的书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着。在乾隆时期，他担任《三希堂法帖》总编，长期为大清朝修撰官书。以其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才能影响着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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