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国门洞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洋务派怀揣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发起了洋务运动，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将洋务运动的成果几乎摧毁殆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让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残酷的现实让有识之士们意识到，仅学习西方技术远远不够，必须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变革。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经过三年的思想传播与筹备，1898年，光绪皇帝受维新派的影响，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启。但这场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在守旧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宣告失败。在这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回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挺身而出。他们深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怀揣着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实现国家富强、抵御外敌的信念，发起了洋务运动。
朝堂之上，奕?目光坚定，全力支持洋务事业，凭借其政治影响力，为这场革新争取到了珍贵的政治保障，成为洋务运动在中央的关键推动者。曾国藩回到湖南，在众人的质疑声中，顶着巨大压力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建厂之初，困难重重，设备短缺、技术落后，但曾国藩没有丝毫退缩。他亲自下到车间，与工匠们一同钻研技术，手把手指导工人操作机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安庆内军械所逐渐走上正轨，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开启了中国仿造西式船炮的先河。
李鸿章，这位淮军统帅，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谋略，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为了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他四处奔走，与外国商人周旋。同时，他还一心扑在海军建设上，组建了北洋水师。他花费大量心血，从国外购买战舰，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水兵，期望能打造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守护国家的海疆。
左宗棠，这位两鬓斑白却精神矍铄的老将，在福州开启了他的造船大业——创办福州船政局。他亲自选址，监督工程进度，从设计图纸到施工建设，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船政局里，工人们日夜赶工，只为早日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坚船利炮，增强中国的海防实力。
张之洞则在湖北施展拳脚，他创办自强学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为国家储备了大量人才；还开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学堂里，他常常亲自讲学，鼓励学生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将来报效祖国。
盛宣怀，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才子，在1870年经人推荐成为了李鸿章的幕僚。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他见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从此立下了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决心。
1872年，他奉李鸿章之命拟订轮船章程，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他担任会办。中法战争后，他重回轮船招商局任督办，将主张完全商办的唐廷枢、徐润排挤出局，严格实行官督商办体制。他四处奔走，争取贷款，抵押赎回商船，还获得了漕粮和官货运输的特权，让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状况逐渐好转。
1880年，他又担任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在全国多地架设电线，收购福州、厦门等地的外国电报线路，组织了外国电报公司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络，为中国的通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期望借此增强国防力量；后期以“求富”为目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燃料、运输等问题，同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洋务运动的成果化为泡影，残酷的现实告诉国人，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就在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觉醒了。
1895年春，正值科举会试，《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康有为和梁启超义愤填膺。他们在松筠庵里，召集了上千名举人，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呼吁拒和、抗战、迁都、变法。虽然这份万言书最终未能按时送出，但却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思想。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翻译了《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开始觉醒。1898年，光绪皇帝被维新派的热情和决心所打动，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开展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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