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 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之后该报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 年，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刊《时务报》，他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五十余篇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最初由康有为、陈炽等维新派人士负责筹集经费。后来北京强学会成立，该报成为强学会机关报，得到了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资金状况得以改善。
主要编译西电西报，介绍“列强政治、经济情况和清廷奏章”，也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撰写的文章（未署名）。
旨在广开知识，让国人了解西方情况，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从而宣传变法的必要性，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奠定基础。
它为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更多人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国内变革的迫切性。通过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为维新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对变革的思考，为维新运动的兴起进行了思想铺垫。
该报政治倾向鲜明，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触动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1896 年，清政府以“惑世诬民”罪名查禁，禁止发行，导致报纸停办。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共同筹备资金。黄遵宪凭借其外交家身份和一定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提供重要支持；汪康年利用在上海的人脉和资源助力；梁启超也积极参与经费筹备工作。
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五十余篇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问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呼吁中国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国家富强。
言论大胆新颖，所译外报开阔读者眼界。它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了维新思想，吸引了众多有志之士关注和参与维新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激发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营造了舆论氛围。
随着影响力扩大，遭到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打压。同时，内部汪康年与梁启超产生分歧，汪康年掌握控制权后将其变为洋务派喉舌，背离维新变法宗旨，导致《时务报》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作用，最终走向衰落。
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戊戌变法，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法令，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在 9 月 21 日被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镇压，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以日本横滨为基地，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在这些刊物上，他继续鼓吹立宪保皇，反对革命，同时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新民丛报》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广泛流传，许多人通过阅读该报开始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建立保皇会的全球网络，试图团结海外力量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通过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和思想，不断反思和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其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和素质提升对于国家变革的重要性，提出了“新民说”，强调要培养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精神的国民，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1912 年 10 月 8 日，梁启超自日本返抵天津，结束了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梁启超的广泛周旋下，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俱进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 6 各政团合并组成民主党，推汤化龙为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曾一度支持袁世凯，并出任司法总长等职务。但后来他发现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便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蔡锷等人策划了护国运动。
段祺瑞执政时期，梁启超也曾加入段祺瑞政府，但随着对政治局势的失望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他逐渐对政治活动感到厌倦。
晚年的梁启超逐渐远离政治舞台，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中。他在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着作《饮冰室合集》也在这一时期完成，系统地总结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
“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反对尊孔复古，讴歌民主与科学，对当时的社会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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