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当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反梁投晋之时，李存勖迅速出兵援助，显示出其快速反应的能力和对忠诚的有力支持。这不仅稳定了河中的局势，也向其他藩镇展示了大唐的军事力量和李存勖的领导力。
在镇压成德军的张文礼兵变时，李存勖采取了既坚决又灵活的策略。他首先通过授予张文礼留后的名义职位，表面上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实际上却是在为最终剿灭反叛势力做准备。当张文礼死后，李存勖立即发起了军事行动，迅速平定了叛乱。
同时，李存勖还需要处理来自北方的契丹威胁。当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图谋联合契丹背叛大唐时，王处直被其义子王都所囚禁，这反映了李存勖对藩镇内部关系的了解和影响力。李存勖通过支持王都来间接控制了局势，体现了他在处理多方面威胁时的复杂政治手腕。
这些政治和军事行动不断提升了李存勖的声望，同时加强了他的军事力量。在处理各种危机和挑战时，他显示了既果断又灵活的领导风格。最终，当各藩镇在天佑十八年（921年）上表请李存勖称帝时，尽管他拒绝了，但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形势的把握。他可能是出于对中央统一的考虑，或是在等待时机成熟，才正式宣布自己为皇帝，确立了后晋的统治。
李存勖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他的策略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政治上赢得了各方的认可。他的统治稳固了大唐的政权，并为后晋的建立和短暂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复杂局势和他的应对措施，展现了五代时期藩镇割据背景下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
天佑十七年（920年），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变动，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叛梁投晋，是在当时多变的政治格局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梁此时已经显现出衰弱迹象，而李存勖领导下的大唐则表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正逐渐成为北方的强力竞争者。
朱友谦掌握的河中节度使是控制黄河中游地区的重要军事和行政区域，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战略位置。当他决定反梁投晋时，对大唐来说，这不仅是获得了一个强力盟友，还意味着大唐对黄河中游地区的控制得到了加强，从而巩固了大唐在北方的战略地位。此举使得大唐能够更好地保护其南部边界，并在必要时发起进攻，扩张其势力范围。
然而，朱友谦的投降引起了后梁的警觉和强烈反应。为了恢复失去的控制并示威震慑，后梁的一支军队在刘鄩的带领下迅速向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进发，并展开了围攻。这是一次旨在迅速平息叛乱，恢复后梁威信的行动。朱友谦面对后梁的强大压力，地势孤立，无法独立抵抗，因而不得不向大唐求援。
此时，大唐的领袖李存勖面临一个重要的决策：要么出兵支援朱友谦，确保河中不再落入后梁之手；要么放弃朱友谦，让他自行其是。出于对扩张势力范围的考虑，李存勖选择了前者。他迅速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由他的忠诚将领符存审、李嗣昭和李建及领军前去解围。
晋军的及时介入，不仅展示了大唐对盟友的支持，更加强了大唐在其他藩镇中的影响力与威信。经过激烈的交战，晋军最终在同州及渭河地区连续大败刘鄩的部队。这些胜利证明了大唐的军事实力，有效遏制了后梁对河中地区的企图，也稳固了大唐的势力范围，增强了李存勖在北方的统治基础。此外，这一系列行动还促进了大唐与周边藩镇的关系，为大唐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友谦的反梁投晋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有效地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争霸乱局中的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大唐的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自身的战略地位，也显示了李存勖作为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在这一动荡时代中巧妙地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为大唐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朱友谦投靠大唐并遭到刘鄩的围攻时，李存勖迅速做出了决断，他不愿放弃这一新获得的盟友，尤其是考虑到河中的战略地位。于是，他派出了忠诚的将领符存审、李嗣昭和李建及前去解围。这些将领是李存勖信赖的手下，他们各自都有过硬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李存勖个人都极为忠心。
晋军的干预立即改变了战争的格局。他们先是在同州附近的战斗中击败了刘鄩的军队，此战为晋军解除了同州的紧急局面。随后，晋军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乘胜追击，一路将战斗推进到了奉先一带。这一连串的胜利不仅稳固了河中的局势，还极大地提高了晋军的士气和李存勖的威望。这两次决定性的胜利，最终使得河中镇彻底摆脱了后梁的控制，成为大唐的一部分。
到了天佑十八年（921年），情势又有新的变化。成德军的将领张文礼因对李存勖的统治不满而发动兵变，企图摆脱大唐的控制。在五代十国这个乱世中，藩镇之间的忠诚是变化无常的，张文礼的叛变代表了对大唐统治权威的严重挑战。李存勖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采取了和缓的策略。他没有立即采取武力回应，而是授予张文矿兵马留后的官职，看似在权力斗争中妥协让步。但实际上，李存勖这一策略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重新组织力量，准备更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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