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那个封建礼教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重名节的风气如同瘟疫一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扩散。人们过于追求那所谓的名声与节操，将其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与价值追求，却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对实际事务的认真处理与有效解决。这种风气在官场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多官员为了博得一个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虚名，不惜绞尽脑汁地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而对于那些关乎国计民生、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则要么敷衍塞责、推诿扯皮，要么干脆置之不理、视而不见。
光绪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过度追求名节而忽视实际事务处理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怯懦无能、逃避责任的表现，是一种为了维护个人虚假形象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的自私自利之举。这种风气的盛行，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积重难返的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滋生蔓延虚伪、狡诈、懦弱、无能的不良社会风气，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表面繁荣、实则虚弱无力的病态之中。当国家在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时，这种虚伪虚弱的社会氛围将使其毫无抵御之力，不堪一击。
他所倡导的，是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是一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责任意识。他鼓励人们摒弃那些虚无缥缈的虚名与面子，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以一种务实、勤奋、专注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真抓实干，切实解决问题，以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成果，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深知，只有真正注重实务，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夯实国家发展的基础，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使国家在风雨飘摇的国际局势中屹立不倒，昂首挺胸地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对于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核心观点，光绪帝展现出了审慎细致、全面深入且极具批判性的思考与分析。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确实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它强调了道德伦理的至上性，倡导人们克制私欲，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以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与弊端。光绪帝敏锐地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理论常常被过度解读、曲解甚至滥用。一些人将其作为打压异己、维护自身特权的工具，过度强调所谓的“天理”，对人们的正常欲望和合理需求进行无理的压制与剥夺，从而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压抑，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与创造力的发挥。这种对人性的过度压抑与束缚，不仅严重阻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也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僵化呆板、缺乏活力与创新精神，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与挑战。
光绪帝呼吁人们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理性的心态去重新审视和对待人性，尊重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与个体差异，避免因盲目追求虚幻的“天理”而无情地压抑甚至扼杀人们的正常欲望和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他并非主张对程朱理学进行全盘否定与彻底抛弃，而是希望人们能够以一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的发展脉搏相契合，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与精神动力。
光绪帝深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历史的积淀与智慧的结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僵化保守的，而是需要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自我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继续为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智力支持。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国内积弊丛生、危机四伏的严峻局面，光绪帝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侵略，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他们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国内，政治腐败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官僚体系臃肿庞杂、效率低下，贪污受贿成风，买官卖官现象屡见不鲜。各级官员只知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众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经济上，传统的小农经济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下遭受重创，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社会矛盾激化。教育方面，传统的科举制度和儒家经典教育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无法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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