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在南宋已经完成了，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徐平前世学到这句话，着实是被吓了一大跳，怎么会有这么反人类的说法？来到这个世界一二十年了，终于成了文明世界的一员，才知道这句话是文明的语言，无善恶，跟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的政权的制度和施政，人性朴，政权在立制度和施政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带人的感情色彩。
德在人心，偷不来，抢不来，也骗不来。嫌老百姓都太精明，不纯朴，那也只能憋着。
不能够让人心凝聚，全世界最好的制度都在这里，也只能够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这个办法免强维系。但人终究还有精神欲望，需要心理的认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公天下，就是要公。你的政权能够对百姓示公，自然就会有认同感。有了认同感，个人的好恶、利益考虑没那么重要。存天理、灭人欲完成，宋朝行公田法，几乎没有遇到多少阻碍。明白了文明的逻辑，才能够从前世那种以今意解古意，在历史里面非要找出来哪里在欺骗，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的思维里面走出来。
文明语言叙述事情、评价人不带褒贬，是真真正正的人人平等。做不到，只不过政权还不够文明，教化还没有施行到全天下。文明世界里说一个人笨，说一个人蠢，说一个人长得丑，都是客观叙述，不会产生任何的优越感。说一个人聪明，说一个人漂亮，同样只是一种客观叙述，不会产生自卑感。
这就是大同之世，大家结合在一起，互相有认同感，自己人，不分高低上下。
生产力是必定向前发展的，对人的欲望满足是相对的，欲望和得到的物质的差别，就出现了争。有的人欲望满足得多，有的人满足的欲望少，就产生了分别。
这就是小康时代，所以小康时代只能求小治，而无法达大治，说天下大治是鼓舞人心。
文明世界与俗世有不同的行事逻辑，相互无法理解。这边讨论得一本正经，那边一脸鄙夷，一个个真虚伪，假正经。
徐平前世觉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常不靠谱，这得多傻才能相信这种制度，要是皇帝出了傻子，或者出了胡来的怎么办？现在明白了怎么办。在完成修德的过程之后，获得了天下人的认同感，皇帝是傻子就让他干坐在那里，宰相代为执政呗。出了疯子，那就流放呗，士大夫代其执政，他一个人好好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完了，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当他的皇帝。前世皆有成法，伊尹、霍光都已经做过一遍了。只有德失，士大夫不再能够同心同德了，皇帝才有上下其手的机会。这就是性情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宋神宗能够在形成的党争中加强皇权，到了宋徽宗玩出了大乱。党争不起，宋徽宗哪怕上台也根本没有耍个性的机会，他就是把六贼全用了，六贼也成不了六贼。等到性情争论完成，宋朝的皇权和相权也就稳固了，各有各的职责。宋朝的乱，是思想的混乱，不是因为个人好坏和利益。
南宋最后再次产生离心离德，是压力实在太大了，把天下的财富全部搜刮一空，也支撑不住。这也是宋朝在推开了近代化的门，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宋朝缺德，全天下的财富都拿去养军，也填不住这个大窟窿。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余财，资本积累一丁点都没有，工业怎么发展得起来？以宋朝对全社会的控制力，民间也没有资本积累的机会。
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夏竦让女奴改了石介的信，把石介写的欲范仲淹等人行伊周之事改为伊霍之事，由一心为天下做事变成了要让赵祯下台。徐平前世觉得夏竦这人真坏，是要说范仲淹等人要造反，对皇帝不忠心这还了得。现在明白了，根本就是两个意思。宋朝皇帝怎么会问士大夫忠不忠于自己，根本就不会起这个念头。朝廷真的把这封信当成是石介写的，但他犯的不是造反的罪，而是诬罪。赵祯无非是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失德，你凭什么诬赖我失德，要流放我让我反醒？所以石介无非是贬官而已。
把天下消亡之后，文明遗存中所存在的道、德、文、武、礼、仪、制、立、施、行等等一系词语的感情色彩去除，就发现了文明的宝库。把宋朝缺的德修起来，汉文明就从天命昭昭中走出来，获得了新生。
不能够找寻到祖先留下的文明记忆，历史就只是干巴巴地在讲故事。在历史里面找到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历史就变成了戏曲或评书，彻底地成为文明世界的后人们在俗世里的娱乐。
或许久远之后的有一天，人们闲来无事坐在柳阴下，说：“我们来讲古吧。我觉得那个前世说的圣人真是个好人，现在怎么就没有这种好人呢？”
另一个说：“屁，有什么好的！我觉得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考古学家早已经挖出来了，真相跟书里写的根本不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编写的，是人家改过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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